行人常常蹲在商场外面，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走净了，等橱窗里的辉煌灯光熄灭了，才像牲口一样把重货抗上背，呼哧呼哧地搬进货梯。
空无一人的商场，他开缝的胶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砖上。
这座城市的繁华不是给他的，但是城市的繁华，却有一部分是他给的。
想到这里，徐庆利得意地笑了，左脸的疤痕也跟着扭，倒影在对过儿时装店的玻璃门上，也冲着他笑。
在剧院干的久了，老板也十分赏识他的人品，想要给他转正，如此一来，待遇能更高些，听说还可以包住宿，徐庆利自然开心，可是当他听到要上交身份证，统一登记的时候，他蔫了，慌忙摆摆手，拒绝了好意。
转过脸来的周一，他结过工钱，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跑了。
一个星期后，他寻到了一处工地。
城市发展蓬勃，林立高楼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新项目等着推进，一摞摞的绘图纸等着落地，大小工地眼下正是缺人的时候。
所以，当徐庆利顶着脸上的疤站在那时，招工的没有多问。
在这干活的，谁还没点过去？谁还没吃过点生活的苦头呢？
要是真细问起来，一个个的，都有故事，各有难处，他懒得去问，他无暇惦念众生皆苦，他脑子里只记得逼近的工期。
于是咂咂嘴，上下扫量，好在这小伙子肌肉紧绷，一看就是干活的料。谈好价格，便丢给他一顶黄帽，喊过来一个老工领着，带着四处转转，学学规矩。
徐庆利没什么技能，能做的也就是最苦最累的工种。
要么是钢筋工，肩扛人抬地搬运钢条，常常一整天蹲在日头底下，用手绑扎钢筋下料，脊背胳膊暴晒在外，通红开裂。
这工作没有技术，只讲吃苦，同一个姿势，伏下腰，一蹲一天。腰疼腿麻早已是家常便饭，他最初干时，隔日便腰腿酸胀地下不了地，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有时候也做水泥搬运工。背上扛起水泥，两头运送，一包 100 斤，只给 5 毛钱，挣多挣少，全看个人出不出息，能不能撑得住。
徐庆利是最会把血汗换成铜钱的，一天下来，搬个 600 到 800 包不成问题。
人就是这样，没逼到那份上，总以为自己扛不住，可要是苦难真兜头砸下来，打掉牙齿和血吞，自然也就忍住了。
早上 6 点开工，晚上 7 点收工，等熬过了第一个月，徐庆利渐渐也跟上了，甚至找到了一丝自由。
毕竟干完一天的苦力，大多数人累得倒头便睡，没人会对他的伤疤感兴趣。
更何况这里地广人杂，三教九流的都有，每个人自顾不暇，谁会去管他这个闷油瓶呢？
这天午后，在捆了几十条钢筋后，徐庆利忽然犯了烟瘾。
他趁人不注意，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想去来一根。
结果，刚绕到围墙根上，远远就看着个中年汉子，后背洇出汗渍，正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这男人他见过几次，干活卖力，话也不多，几乎从不跟人打交道，每天只是低着头搬砖。
不知为何，他从心底生出一股亲近，竟走上去搭话，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兄弟，怎么了？”
那个男人并未理他，止了声，手背揩去脸上的泪。
“活不下去了？”
依然不言语。
“呵，谁不是呢。”他笑笑，抽出根烟递过去，男人一愣，伸手接过，叼在嘴上。
两人并排蹲着，各自吞云吐雾，谁也不再开口。
直到香烟燃尽，那个男人报上了名字，声音粗粝沙哑，就像他手上的茧。
“曹小军。”
徐庆利无声念叨着这个名字，然后在地上碾灭烟头，眯起眼睛，笑了笑。
“我叫倪向东。”
疯长
两人面对面坐着，默不作声。
中间的餐桌上搁着几瓶 56 度的牛栏山，一小碟五香花生米。
谁也不开口，一杯接一杯地喝。
饭馆小老板倚着柜台，装作看电视，眼睛却不住地朝这边瞥，时刻注意着这两个喝闷酒的男人。
靠里坐的那个，他认识，店里常客，一直是自己一个人来，每次也就点个拌海带、炸花生之类的下酒菜，几瓶酒，无论啤的还是白的，自斟自饮，一喝大半宿。
他对面那个倒是脸生，这满脸的疤也不知怎么搞得，是先天残疾还是后来毁的？是烧伤还是烫伤？他搞不明白，只觉得怪吓人的，但又忍不住去看。
快一个小时了，这俩人就这么干坐着，不说话，也不劝酒，你一杯，我一杯，各喝各的，倒也是默契。老板正想着，店里另一桌的客人开始撒酒疯，借着醉意，硬拉住老板娘不肯撒手，他赶紧跑过去打圆场，暂时放下了角落里的这对“哑汉”。
曹小军一边喝酒，心里一边嘀咕。
眼前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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