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面的春和宫倒是保全完整，春和宫就是东宫，但眼下皇长子还不满周岁，远没有到住东宫的时候，不过朱由榔这个当爹的，还是打算日后在春和宫后面建一些楼房，他有意恢复汉唐的太子六率。
朱由榔此时并不在乾清宫中，这家伙自重生以来，就到处乱跑，如今稳定在了南京，倒是不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喜欢偷偷摸出去，至于政务，除了军国大事，一般也犯不着他来操心。
此处召见方以智的，乃是大善殿后面的望江楼。
大善殿是当初朱元璋修建的“览读之所”，后面有望江楼和九五飞龙殿，从这里可以直接远眺长江。
朱由榔就在望江楼二层等着方以智。
“微臣拜见陛下！”
“赐座。”
朱由榔坐在案几之后，抬眼看到对方，招呼内侍道
他向来不喜欢臣工站着议事，除了大朝会以外，甚至连日常朝会，都会给所有人赐座，以至于乾清宫中，向来都常备许多椅子。
“坐而论道”，将君臣之间的距离缩短，也算是“汉唐遗风”。
还没等方以智说话，朱由榔已经先开口了
“朕听说学士和昔日北京的钦天监汤若望走得比较近，于西学、格物颇为熟悉？”
方以智做过功课，倒也不奇怪，回答道
“微臣在京师翰林之时，当时汤学士尚在钦天监，受先帝所命，督造红夷大炮，臣对西学颇有好奇，与他多有交流。”
在明后期至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中，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教会影响力依旧庞大的欧洲，耶稣会算是一个奇葩，因为它们倡导传教士深入世俗社会，从事学术活动和文化教育，产生了大量专家学者，从而达到以影响权贵人物来传教的目的。
此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上都来源于耶稣会，比如之前联络澳门葡萄牙人雇佣兵，带火炮援助桂林的，便是一位叫做毕方济的耶稣会传教士。
稳定下来后，朱由榔也一直寻求和这些传教士联系，比如这个毕方济就在南京居住，朱由榔给了他一个“客座学士”的职务，负责组织人手，翻译一些文艺复兴后的西学着作。
只可惜汤若望，此时怕是已经在清廷任职了，估计还在北京呢，历史上这家伙卷入清廷的“历法之争”，被无辜牵连，迫害而死。
起因也是搞笑，杨光先原本是当年崇祯党争时被温体仁扫地出门的小人物，降清之后，剪了辫子，“民族意识”倒是爆棚起来，连番于清廷当中攻击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制定历法，其实自己对历法狗屁不通。
结果被人家拿学术打脸后，恼羞成怒，干脆诬告汤若望谋反，康熙便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他哪懂什么历法天文？最后居然上疏表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也不知为何当初清兵入关时，他的嘴巴怎么没这么硬。
这也是朱由榔稍有担心的地方，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清军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恐怕反而会激起其内部变革的可能，现在的满清依然是一个早期的上升政权，学习能力不低，否则也不会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从一个部落成长为封建政权。
通过锦衣卫的情报，多尔衮已经开始与荷兰人联系，并让尚可喜督造新式火炮，吃过明军火器的亏后，清军也开始重视建制火器部队的建设，不仅仅是汉军八旗中重火器，还有绿营火器的装备率也是问题。
多尔衮在天津效仿南面的明廷，成立“神器局”，以尚可喜为首，雇佣汤若望等西洋人为顾问。
这让朱由榔明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技术进步这种事情，永远不能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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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可有着述？”
方以智连忙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一些过去的成果拿了出来，看起来倒也不多，也就几十万字的规模，朱由榔只是翻阅其中目录，对自己感兴趣的仔细看看，不太理解啥意思的就直接询问方以智。
君臣二人一问一答，不是还会为一些问题讨论起来。
方以智本就是此道中人，一开始还只是抱着奉承的心态，但到了后面，也被朱由榔提出的许多问题吸引了进去，不知不觉间竟是和天子并排站立在案几前，两人一边翻动书籍，一边讨论，不是还拿着纸张写写画画。
“你这个对于太阳与地球距离的推测还算明确，两者距离至少是太阳直径的百倍以上。”
朱由榔看到其中记述的一段，方以智和西方传教士关于地日距离比的争论，对方认为太阳半径为地球的一百六十倍，而距离却只有一千六百万公里，被方以智用计算结果反驳，方以智并以此推测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左右。
这个时代，哥白尼已经死了好几十年了，日心说在科学上已经无懈可击，但在社会传播上，由于天主教会的存在，地心说依旧有较大影响力，比如前来中国传教的教士们，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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