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礼。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眼前的形势都会丧失。
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
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
但好在这种思潮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体风貌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进，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子都要被人点了。
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强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下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荡干净。
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内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
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萝卜”。
内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股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
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却不止如此。
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户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户、商户，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宫中固定的“贡调”。
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户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进贡手工业品。
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花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
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进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个法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公司”，来进行市场行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朱由榔始终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从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励别人搞投资，让别人进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还用封建地主那一套，未免太过虚伪。
除了宫殿和园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产性土地财产，不得参与土地投机，但可以进行资本投资。
朱由榔将商税从内帑重新划归国库，但却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税会有一成上交内帑。
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对于他这种地步的君主，内帑没有任何意义，他真想用钱，直接从国库拿，满朝文武拦得住吗？
哪怕对于后世君王而言，整个皇宫，撑死千把号人，能有多大开销？
除非学嘉靖那种，沉迷炼丹修仙，大兴土木，这种君王，纵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祸。
朱由榔留下这一笔商税，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
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出来，搞义务教育，如果能够成功，不仅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对于皇室而言，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历史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断头台，一战后，各国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欧洲无数皇室和国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国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
而德国皇室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在战后十一月革命浪潮下，被迫退位，但德国皇室却依旧在德国社会中享有广泛声誉，免于清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皇室是德意志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当年，普鲁士是全世界最早进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甚至将王宫让了出来，交给洪堡大学做校舍。
那时候的普鲁士，才刚刚被拿破仑击败，割地赔款，只剩下四个省，还要向法国支付15亿法郎赔偿。
可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三世坚持要搞义务教育，拿出王室最后一点家底，将王宫让了出去，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让每一个孩子走上小学课堂。
他对自己的大臣说
“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直到1846年，也就是清朝刚刚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道光年间，普鲁士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二。
全国八成以上人口都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这是什么概念 ？
我国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如果能以皇室力量，向普鲁士王室那样完成这一伟业，朱由榔甚至都不奢求八成，只要五成以上。
无论日后政治局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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