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身着短打的壮年汉子，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他们都是进城务工，做些体力营生的力夫。
身侧年纪稍长的工人解释道
“我听之前认识在城门当差的军爷，说是什么‘政治化，知识化，制度化，精英化’，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大概以后当兵好像还必须得认字才行。”
“认不认字不知道，但听说很多以前当兵的，这会都要被裁了！”
“那岂不是没了营生？这些军汉愿意？”
“诶，人家官府开的条件好啊，又是分田，又是给银子，立了功的，还能在官府那里领差事。”
邻桌喝酒的脚商应和道
“却是如此！我前几日就看到，这南京城巡曹衙门里，多了不少生面，许是军中转来的……”
当然，他们更为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军队，而是这份五年规划里的其他内容，比如鼓励私人行社发展的，有关税务调整的，等等。
规划中提到，未来银行将逐渐提供部分抵押信贷服务，倒是算给许多新建行社商人的福音。
而对于这些数量还不算多的新兴工人群体而言，另一个有关制定劳资纠纷法案的信息，更加值得关注。
随着政策开放，工商业繁荣，不少失地佃户干脆涌入城市，在各商业行社、工坊中成为职业工人，而不同于过去那种农闲才做些生计补贴家用的短工。
这大概也是最早的无产阶级群体
事实上过去，从明中期以来，工商繁荣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类似的城市群体，比如万历年间的书画文学大家陈继儒，就曾在所撰写的“葛将军墓碑”中，记述了我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资本劳动关系下的工人罢工和武力斗争。
苏州纺织工人领袖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带领起事工人，杀死了劣绅黄建节等人，驱逐税监太监，最后虽然失败，但依旧为当地百姓传颂，祭祀不断，昆曲中《万民安》、《蕉扇记》，均为歌颂此事，苏州士民，称之为“葛将军”。
而光烈三年以来，朝廷的种种政策，更加刺激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这种崭新的，与过去传统观念中大相径庭的生产模式，开始在各个城市中蔓延。
从业于纺织、冶炼等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士绅们，惊讶的发现，随着朝廷先后取消调供制度、匠户制度后，直接将资金投入某一商品的扩大生产，远比过去在城乡间搞农副产品转运要赚钱得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们不再选择像过去那样，从乡间一家一户的收购布匹，运到城里销售，而是干脆就在城镇边缘购置土地，建立作坊，雇佣工人，进行统一生产。
这一方面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官办工坊所采取的生产模式。在工部下辖的几个官办公司中，常常有技术熟练的工人，乃至于底层官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继续升迁的机会，干脆直接选择辞职，回到家乡，自己开办铁铺或者木工铺子等等。
一开始工部还十分警惕这种状况，但上报到内阁那边时，朱由榔亲自给予了批示，只要没有保密技术泄露，不应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
而这些“下海创业者”，在自己经营的产业中，又不自觉的把官办工坊中的管理模式带到市场当中。
于是乎，沿海、沿江许多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效仿官办企业管理制度所建立的私人企业。
什么“松江通惠纺织公司”、“泉州远洋商贸公司”之类的，不仅是名字，连内部的管理，什么审计科、财务科等等，都像模像样。
这也是朱由榔坚持将行政中枢留在南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宜于产生规模工商业和近现代经济萌芽的地方，就是东南沿海。
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重工业基地”这种说法，北方的矿业资源优势短时间内，至少是朱由榔有生之年，都是看不到大规模开发运用的那一天。
所以，东南地区的这点火苗，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极大阵痛，和大量不可预计的风险。
毕竟在后世，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
但在这个时代，大明所处的，却是“原发现代化国家”的位置，也就是原本历史上，英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先例可考的。
现在，这个火苗依然不够剧烈，甚至通过下面统计的一系列信息和数据，朱由榔还敏锐地发现。
自己灭亡清虏，收复北方，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环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发展……
原因很简单，明末天灾，导致人口下滑严重，而朱由榔收复北方，限制兼并，大量移民，又进一步缩减土地矛盾。
于是乎，大家既然有田种，可以继续过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要参与市场分工？为什么要消费商品，参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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