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法上而言，以奴犯主，还如此恶劣，凌迟都够了。
可好在，现在朱由榔手下的执政团队，并不是什么迂腐的文人士大夫，而是一帮经历过战争考验的政治骨干。
他们还不至于看不明白，《大明律》所保护的奴籍制度下，地主士绅们借此逃避税赋，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这种畸形制度所导致的，可能的隐患。
可律法就是律法，如果朝廷自己都不承认，又如何以此约束臣民？
所以，以陈子壮、姜曰广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应该坚持按照律法，裁决作乱织工。
而张同敞和李过则表示反对
李过本就是穷苦出身，对于这种“逼上梁山”的事情，是有切肤之痛的，而张同敞作为改革派先锋，一向主张废除户籍制度。
面对两方面的意见，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的瞿式耜，选择中和处理
以他对朱由榔的了解，天子肯定是不愿意严惩的
这可是两千多条人命，那不是什么敌寇仇雠，而是他朱由榔治下的百姓，活不下去的百姓。
但律法秩序维护也是应当，所以，他建议，可以先让刑部定罪，而后再以天子身份，下旨特赦。
最后，除去几个为首，手上血债过重的斩首外，其余大部分主要人员，均流放台湾，下面被裹挟相随，不过多追究。
比起处置，这一事件引发的另一个讨论，就更重要了
废除奴籍
要知道，这次暴动中，参与的两千多人，绝大多数均为奴籍，那些织工每攻破地主府邸，便撕毁焚烧身契，从而引得更多奴仆参与。
想要彻底杜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就必须将矛头，指向这个大明朝的重要顽疾之一。
资本主义的经济，应该匹配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原则
这种极其反动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仅是在走向近代化的国家中，即使是在古代，都是相当可耻的。（宋代最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就是通过上百年的逐步改革，基本废除了私人奴隶制度和人口买卖，普及了雇佣制度，很可惜，这一进步成果在元代被废止，并在明清被延续，宋代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巅峰，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很有意思，在宋代，打官司的流程和现代有许多相似。）
立法
当以天子恩旨的方式，解决了近三千人的松江府奴变问题
朱由榔向内阁宰辅们，第一次抛出了关于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阶级差距没有像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用明面上的“平等”掩盖，而是裸的暴露在人际关系的表层，甚至写入法律。
良贱不平等，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束缚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无法作为自主的社会劳动成员，投入社会生产当中，另一方面也是严重践踏人文原则的。
但朱由榔知道，想要对这一点动刀，其所面临的阻力，恐怕比之前什么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清查隐田更要大。
即使是清朝，在雍正废除奴籍以后，其实也并没有对此作出太多改善，奴仆关系依然事实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原本的奴籍百姓一样无法和良籍百姓获得法权上的平等。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
很多大地主，都是事实上的大奴隶主，江西、浙江、南直之地，但凡拥田阡陌者，一般家中奴仆不下数千。
其中倒也并非完全是来源奴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万历以后，随着粮食减产，以及官府摊派越来越重，大量自耕农破产，只能卖身为奴。
尤其是许多地主，为了更好的控制佃农和逃税，胁迫或者诱使对方签署卖身的奴籍身契。
一旦将这些人解放出来，对于这些地主而言，他们无法再合法的控制这些劳动力，想要继续租佃，就不得不提高价码，才留得住人。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从文化和社会风气而言，想要扭转奴籍百姓的卑微地位，也是个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又无法避免的会触及封建宗法统治的核心价值。
良贱可以平等，那么贵族和黎庶，宗室和百姓，地主和佃农，嫡嗣和庶孽，依附在金字塔最低端之上的整个大厦，都会被动摇。
如果连社会最底层的贱籍，青楼里的卖身的窑姐，端茶送水的龟公，吹拉弹唱的戏子，任凭打骂的丫鬟，看门护院的家奴，形如牛马的仆工，他们都可以获得和所有人一样的法权。
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粉碎的，又何尝只是主人们作威作福的权力？
在这个家法大于国法的年代，地方主官，以“少讼”为荣，如江西等地，由于百姓识字率高，动辄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员们冠以“讼民”、“刁民”之称。
主家处置奴仆，属于家法范畴，甚至，在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最好的社会形态，就是所有纠纷都由宗族解决，啥都不要捅到官府这来。
地方乡老、族长，成为了事实上的“黄四郎”，任你什么县官老爷，都得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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