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来，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 20 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嬗一同登上泰山，霍嬗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嬗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 21 。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典天官事”， “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 22 ，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23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始皇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 24 ，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同时，刘彻确实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建明堂，虽然被窦太后阻拦，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后来，按照公孙弘的建议，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培”，“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总之，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 ” 25 。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封禅之后，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制定新的历法。封禅之后，时间重新开始，就需要新的历法、新的正朔、新的服色。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决意在制定历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不到一年，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历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太初历》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封七年，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颛顼历》，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统一六国后颁行天下，成为当时的“公历”，因此被汉朝所沿用。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 26 ；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