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降温，但很快又会恢复和煦。而且中国是这次全球温暖期中升温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黄土高原、河北、青海、内蒙古、辽宁地区的植物孢粉沉积情况，气候学家判断距今8500—7200年前这些地区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2~4c。之后的距今7200—6000年前是仰韶温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各地气候普遍暖湿，季风降水波及全国，植被生长空前繁茂。

所谓地利，就是适宜农耕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位于中国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其上覆盖着厚达百米的黄土层，厚厚的黄土是最近两三百万年由西风吹来的。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断了东南季风深入内陆，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地区变得干旱，这些地区又恰好位于北半球的西风带，因此西风把细小的沙尘吹向东方，在今天黄土高原的位置沉积下来，日积月累，就形成了黄土高原。

黄土均匀、细小、松散、易碎，有机质含量高，并有良好的保水性，具备“自我加肥”的性能，这片高原对最初的一批华夏农民来说真是一块宝地。最开始的农耕是刀耕火种模式，农民开垦出一块地，耕种一年后休耕，换另外的地块种植，否则土地肥力会下降，土质会变差。而黄土高原的土壤只要保持好水土，就不存在肥力下降的麻烦。而且在仰韶温暖期开始的时候，气温比今天高，当时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很优越，大量植被覆盖地表，水土流失并不严重，非常适合黍、粟、菽这些旱地作物的连续种植。

所谓人和，就是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对工具的革新、对各种野生品种的驯化。前面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对于植物与动物资源的驯化，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传统的石斧砍伐树木，用石铲松整土地，使用石镰收割野生和驯化的农作物，使用石磨盘、石磨棒把采集的果实和收获的籽粒磨碎。这些工具是沿用自渔猎采集时代的用具。为了适应农耕的需要，他们对石器进行改进，比如制作出椭圆形的斧以及穿孔斧、穿孔铲等复合式农具。他们还发明了新的挖土工具—耒耜。耒耜由采集时代挖掘植物根茎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类似铲子的模样，是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农业生产工具，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一直是华夏远古农民的重要工具。

天时地利人和，仰韶温暖期的各处遗址出土的大量粮窖告诉我们，祖先们的粮食越收越多了。他们不再像渔猎采集时代那样四处游走寻找食物，而是能够长久地定居，守住自己的一方水土惬意生活了。相对于渔猎采集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学者曾经估算仰韶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规模，这个区域大概包括今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陕西省的全部或大部分面积。距今8500—7000年前，也就是粟、黍等农作物和猪、狗刚刚被驯化不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大概只有20万~30万。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可能也已经比渔猎采集时代高一个数量级了。

到距今7000—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最为暖湿宜人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可能先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又逐步增加到200万左右，比起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在这个时期，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开始风靡中国北方。

在接下来的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旱地农业已经相当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再次翻番，可能达到了400万~700万的规模。到这个时期，似乎有来自几个方向的文化都向中原地区辐射。以东北方为基地的红山文化越过燕山山脉，向中原扩散；正北方向内蒙古中部的文化越过阴山山脉，向中原挺进；以西面的陕西为基地的仰韶文化越过黄河，向中原扩散……

这种文化汇聚的现象，让学者们不禁联想起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传说。不论上古传说与真实的远古文化有几分吻合，此时中国北方大地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就是—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的参与者，与其说是来自各方的人群，不如说是来自各方的远古文化。进入农耕时期后，大地上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大量的民众开始定居生活，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形成了许多繁荣的聚落。如果说农耕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处于基因流动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的祖先更多地处于文化流动时代。逐鹿中原并不是携带不同基因的人群向中原汇聚，而是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向四周扩散，包括向中原扩散。这种扩散当然也是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的，但并不是像农业开始之前空旷大地上的人群迁徙，而是不同人群都有着相当多的人口，有着相当多的物产和文化产品，人群与人群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他们通过馈赠、贸易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技术，输入别人的文化和技术。

与北方地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各种文化逐鹿中原相对，南方地区似乎渐渐落在了后面。除了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这个特例外，南方地区整体上处于不温不火的缓慢发展之中，一副“小邦寡民”的模样。

在基因流动时代，南方曾是蓬勃发展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