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明白，明白这是她自己选的法文专业，在一定要念完大学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间折衷，得到眼下这个结果。好也好吧，不能说它不好，予你吃喝绸缎；不好也不好，恰如眼下，她不喜欢这份工作。

当然，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这里没有骚扰你的上司、没有粗鲁野蛮的日本人，也有稳定的薪酬，发的还是英镑（这导致她三天两头像关注小菜的价钱一样关注汇率，银行的黑市的私人的，通通要算），已经好了太多——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是空虚，她无法想象她要在这样文字与打字机、油墨和火漆还有斤斤计较的账本里活到什么时候，她感觉自己茕茕孑立，在风中被吹得四处摇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落下来站定了，或者找到一棵大树依傍。

哪怕是一根旗杆子都行。她需要一个支撑，她需要有人来明白她。虽然她也知道眼下这木已成舟的不喜欢也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自作自受，但是她还是需要。需要有一个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了解她的一切秘密，分担她的压力，哪怕只挑担子轻的那一头也可以，只要有这个人。

因为她在阳光下的生活却不能支撑她穿越黑暗坚持下去，黑暗里她有另一种生活。黑暗中的她，是默念密码，指尖发报，敲击着点与线、长与短，传递着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

不知道别人管她们这样的叫什么，日本人带头管这个叫特务，她不太喜欢，何况她只会发报，会窃听，会速记，别的什么都不会。和那些开锁打架下毒什么都会的人根本不是一类——她根本就不应该被招纳进这一行。可有一点，她爱自己也恨自己、让别人都爱自己的一点，让她被看上了：她过目不忘。

年幼在家里找了人授业时，裴之廉就喜欢她这一点。四书五经，她四岁就会背“知止而后有定”，六岁就读《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就学会背《项羽本纪》给裴之廉听，逗爷爷开心。现在想想裴之廉听完的样子，那副躲在楼上睡在摇椅里和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唯一的女儿背书、以逃避外面的变化家里的纷乱的困倦样子，其实并不快乐。裴之廉总是和她一起背完，捋胡子，闭眼摇头，喝一口茶，喃喃地说，要是还开科举，要是她是男儿。

她那时候不懂这些话，现在懂了，继而不以为然。

后来她进入公董局，也是这点让她晋升得快。在所有不体面的工作里，她矬子里面拔大个，选了这个。在所有的公董局职员里，她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在这个人数一向不多的职员群体里，她的法语标准而流利，已经足够突出，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记住了看过一次的重要文件并当场背给董事们听，从此就当了董事局的秘书，接着在一个细雨夜被一位华董叫到法国总会去，见到了朱家骅{2}。

她有些担忧，靠着教养终究没露出战战兢兢的丑态来。起初以为华董要对她做什么，后来又以为朱家骅要干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全在聊天，跟她叙不出旧就叙亲，她祖籍常熟，他祖籍湖州，非要说家里的常熟亲戚。那是民国二十五年{3}，那时候朱家骅还在当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4}，介绍的时候说了，但她什么都没想。要等到一年后，二十六年，日本人来了，仗打起来了，朱家骅临走之前来找她，说虽然见了许多人但你我也要见，说往下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毕竟是打仗，说你的才华不要浪费，说我有个地方可以给你做事，有些收入，作为补贴，也能发挥你的作用，在敌后为我们抗日救亡发挥作用，说我听说你不是今年还学了速记{5}吗，我听说你学得特别好，那是种了不起的本事，说你的身份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不干这个，实在可惜了。

没功名可考，实在可惜了，现在没有生死一线的事情做，也成了可惜。她不置可否，刚想要说再考虑考虑，朱家骅就开始说钱，说公董局就是再安全也不会涨薪，欧洲眼看要打起来，一打仗物价就要涨，到时候你家就你一个收入来源，怎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