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说她是电影记者，她愿意，她也写那些花边新闻，为生计，也为了在泱泱花边新闻里写一些能看的、不那么下流的东西，但说到底，如果将重重身份剥去，她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摄影记者、自由记者。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

她抬起眼，瞟了对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说得眉飞色舞，她看也不看，依旧写自己的。对方说了一阵自己如何进入放映间、与谁有关系、如何看到了放电影的全过程等等，发现她不理会，眼神就瞟到稿纸上，“你在写什么，又有什么新鲜花样了？”说着就要伸手夺过稿纸来看。

那干净修长的手指刚伸进稿纸里就被她打了一下，不响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说话，单用铅笔指着他的眉心，对方立刻结了帐，讪讪而去。

门开了又关，咖啡馆里又恢复宁静，众人的聊天再度变成低沉的嗡嗡声。刚才压在告知稿纸底下的字条，已经被带走了。

这办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没有碍着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从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演下去，当时怎么认识，后来怎么重逢，欢喜冤家，诸如此类。反正只要他缠着她，有的是办法把纸条从她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他还说，大不了我们甚至可以演到假恋爱，假结婚。

她真心实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梦。

她是一个刚刚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还在纽约从事过一段新闻工作，差一点儿就要成为ap的记者，这都没错；她回来才半年就以特别能跑新闻、特别能写稿而出名，也没错：但终归，她的本质身份，是一个军统特工。

她学新闻学了四年没错，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训练也有半年。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安良堂的师傅拜入人家门下已经四年。而她有了干这件事的想法，往长了说得有二十六年。她从小就喜欢《刺客列传》，她迷恋那些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乾坤的故事，有时候还自己扮演，从小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说她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引以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时候，总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觉得自己特别一以贯之。这种迷恋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胆子大到跑进堂口众多的纽约唐人街去闲逛，敢路见不平，敢拜人为师，敢和一众师兄争高低，师傅总说她气血太热，她笑师傅几时懂了中医。

直到她在纽约看见王小亭的那张照片{7}——残垣断壁，浑身血污的儿童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号泣——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衣服上霎时就蒸发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准备经过香港到美国来。祖籍南浔长于上海的她也没有一直把上海当作“故乡”，仿佛朦朦胧胧地，只有故国的概念。故国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当然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但要直到这张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线既已不存，她就到敌人背后去，一刀，捅在命门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朦胧迷离，梦中每个人都说着奇怪的话，唯有她自己，清醒，执着，采取与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旧金山与香港匆匆交汇后，回到上海。

然后是纸笔，相机，电影圈子，□□□□抗日媚日戏剧，一室一厅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说，你这个身份，特别好，电影戏剧的圈子里人多，口杂，套情报容易，也是你的专业。她没问往后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怎么办，也知道不能着急，也记得师傅说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话，但在她能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当外面是这样乱。她稿子基本写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烟掐了，望向窗外。选择这里接头，一是不近不远，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确喜欢这里，有经常来的事实，完全合理。她喜欢这玻璃窗外小巷尽头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齐的、天然吸引人的构图。而现在，她从这长方形的相框里也看得见收尸队，他们一天的活干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扫，那血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吓人的。□□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