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她跟许奶奶是寡妇凑成对，许奶奶冷下了脸。
那个小喇叭也被许奶奶老羞成怒之下，丢进了灶膛。
陈父还在唏嘘感慨当年的不易。
那时候，市里头的外国语学校到各个公社寻找好苗子培养。他们公社推举了他去参加考试，他这才算是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许爸突然插嘴道：“你是哪一年？我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也参加过。”
陈父愣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这还真是，我也是1969年去考试的，上小学三年级。我们老师喊我去的时候，我还在家里头削竹子做喇叭呢。”
许爸也笑了，点点头道：“我也是，队里头分鱼，我正在抓阄呢。不过考试的老师说我地方口音重，把我给刷下来了。”
陈父给许爸杯子里续了水，没接这个话茬。他当年也是要被刷下来的。他们那个公社横跨了两个省，他家恰好就在隔壁省。上头就以他不是本省人为理由，要把他刷下去。
陈父的寡母，将家里所有的粮食布料以及任何能够算得上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统统包包扎扎起来，一路送礼。包括她在外面换东西，人家看她可怜，特意给她儿子的一把奶糖，也全部拿去堵公社干部家孩子的嘴了。
干部还是不松口。陈卫东的母亲拿着把柴刀堵到了人家家里，你放不放我儿子去上学，不放我今天就交代在你家里头。
愣是凭着这股子不要命的狠劲，她将唯一的孩子拱到了城里去上学。
陈卫东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却在那个“我穷我光荣”的年代有自己朴素的生活观。要真是穷的光荣，为啥那些村干部公社干部家里头都过的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啊。人饿了就要吃饭，人冷了就得穿衣。国家肯培养她儿子，她死也不会让人挡了她儿子的路。
家里最后的一点儿粮食全部被母亲做成了儿子离家前的最后一顿饭。陈卫东去上学了。母亲却在生产队下田干活时饿晕了过去。
要不是同队的妇女过来倒水喝看到了，她人恐怕就这么倒下去了。
这事，母亲始终瞒着陈卫东。陈卫东直到半个月后实在想家，趁着学校放假走了上百里路回家看母亲，邻居说漏了嘴，他才知道。
他在学校是包吃包住的，一天三顿，有干有稀。他的母亲却在家里饿的挖草根果腹。
陈卫东自此以后每逢周末必回家。他每天藏下一个半馒头，偷偷炕干了做成馒头片，然后礼拜六晚上上完晚自习，开始离校，一路走回家。回到家，他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跟母亲简单说说话，然后再度走回学校。
他跟母亲说，他是从学校吃过早饭，搭学校的车到公社，然后才走回家的。下午忙不迭的走，也是要就学校的车，人家到公社是办事呢，他搭顺风车的，不能让人老等。
学校里什么都好，每天饭菜都是满满当当。他爱吃大米饭，不喜欢馒头，只好晒成干带回来给母亲。母亲连忙教育他要艰苦朴素，不要学资本主义，贪图享乐。
那时候没有双休，一个礼拜就放一天假。陈卫东这么不休不眠，又省吃俭用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吃得消。
他们班的生活小组长方敏，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很快发现了他的不对头。这人思想腐蚀，竟然嫌弃社会主义的白馒头。她组织了一帮同学教育帮助陈卫东。结果她还没慷慨激昂完，陈卫东就从椅子上滑下去，晕倒了。
方敏吓坏了，她就是想帮助无产阶级的同志啊，她没想把人给批斗倒啊。她哭哭啼啼地跑去找了生活老师。见多识广的老师一杯糖开水灌下肚，陈卫东又悠悠转醒。
这时候，参与的同学早脚底抹油，溜了。光剩下一个脸上泪痕还没干的方敏。
后来，帮着陈卫东晒馒头片的人，多了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方敏。后来，送馒头片下乡的人成了方敏父亲的警卫员。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军队开始逐步接管地方事务。方敏的父亲是军区干部，他的警卫员每个礼拜都要去各个公社送各项指示。
警卫员跟领导家属都熟悉，方敏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警卫员就一口应下了。他巴不得领导家的千金能给他多找点儿事呢。
陈卫东的母亲开始怀疑儿子是省下自己口粮给她吃的时候，送馒头片的人就成了部队里头的人。她每个礼拜天都收拾的整整齐齐地去公社，等儿子托人带回来的东西跟信件。
信是儿子跟他的同学写的，先问她好，然后交代了这一个礼拜都干了什么，保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循伟大领袖的指示；最后让她注意身体，儿子在学校一切都好。
所有人都说，她家卫东有大出息，肯定是被大领导看上了，要好好培养。没看到国家连她也一并养起来了嚒。
因为寡居，家里少了个顶梁柱而明里暗里受了不少欺负的母亲，一下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那个年代的人，也会嫉妒，但对于国家充满了敬畏。被国家培养的陈卫东跟他的母亲，就只能看着羡慕两句，一点儿小动作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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