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直接开口喊：“刚才我问了几个人，他们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是搞深度新闻调查。现在全国没有一家电视台做深度新闻，我们要搞的话，第一个吃螃蟹，肯定能够引起关注。”
新闻部的人放下了手上的活，全都扭过头看看她。
编辑两手一拍，惊喜不已：“没错没错，我咋忘了这个呢？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教授就提过《60分钟》，专门花时间深入性的讨论一个新闻现象。我还看过录像带，确实很吸引人，到今天为止都忘不掉。”
新闻部算是电视台的精英部门，能进来的人都有两把刷子。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起了兴趣，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
主任摸着下巴，问了一句：“要是我们搞深度调查的话，应该从哪件事入手呢？是弃婴、拐卖还是拦路抢劫？”
都搞深度调查了，那肯定是严峻的甚至血腥的黑暗的。
编辑赶紧摆手：“别别别，这多危险啊，要闹出人命呢，搞不好大家一块来送命。”
周秋萍也反对，不过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线索不好找，花费的时间又很长。我个人建议啊，可以先从大家的身边事入手。比方说刚才各位老师讨论的夫妻店家庭户也被当成剥削强行关门，留下来的个体经营苛捐杂税特别多，已经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的事儿，往这方面调查一下，形成一期节目，肯定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新闻部的人恍然大悟，没错，就应该朝这个入手。
记者是无冕之王，新闻调查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报道大家身边事和关心的事儿。说说矫枉过正的消灭私营经济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女主播兴致勃勃：“周经理，你人面广认识的人多，你给推荐一下采访对象呗。回头我们好找人赶紧把这事儿做起来。”
周秋萍笑道：“我想想啊，哦，好像还真有一个。前面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诉苦的，他跟他老婆开了一家面馆，生意很好，还盘了旁边的店面准备扩大经营，结果店都装好了，非得说他是搞剥削，把他们两口子赶走了。然后，领导家的亲戚承包了这个店，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众人发出了嗡嗡声，个个都义愤填膺。
这也太不要脸了，这摆明了就是抢劫。
周秋萍写了联系地址，交给女主播：“那行，各位老师你们忙，我先过去录节目了。”
她笑容满面地扭过头，大步朝前走。
她记得小时候卢振军给他们当老师时，曾经提过□□和黄炎培的窑洞谈话，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珉煮。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媒体，就是监督的重要渠道。
泼强酸的人
80年代号称思想自由的时代, 但是春夏之交的风波过后，新闻队伍的反思变得尤为重要，工作也带上了浓郁的思想政治色彩。
所以, 要不要办这档深度新闻调查节目？电视台内部还起了不小的争议。
领导班子认为, 目前的状况下，一切以稳妥为主, 保持舆论一律才是关键。冒险讨论社会问题, 很容易翻车。
然而新闻部上下一心，态度非常坚定。搞，必须得搞。
中央都说了，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他们关注的正是民生问题，为什么不能搞深度调查呢？
况且综艺节目可以轻松活泼，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新闻的价值本身就是传播信息, 如果不深入剖析这个社会, 那新闻节目根本没存在的意义, 各地电视台的新闻也该直接砍掉，大家集体看看《新闻联播》不就结了。
领导还想再劝劝他们, 大家却一根筋了。这段时间, 本该是台里精英的他们过得不可谓不憋屈, 完全没有存在感可言。
这么说吧，这时代的人也追星。以前《江州新闻》两位主播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找他们签名。但现在, 被观众追逐的对象却变成了周秋萍还有《青春歌友会》的主持人，甚至连刚播放的《曲艺大观》也有粉丝在外蹲守。
反倒是电视台的一哥一姐乏人问津。
新闻部同仁的郁闷可想而知。他们的新闻理想也不允许他们如此沉默。
最后还是新闻中心的老大拍了胸口：“我写军令状, 出了事儿上面追究我辞职不干。如果干新闻不能讲真话干实事, 那还干个屁, 不如回家卖红薯。当然, 现在卖红薯也不让了，卖出去的钱还不够交苛捐杂税。”
他也是台里的元老，是最初筹建电视台的人之一。他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领导班子也不好继续反对。
那就做吧，先做做看再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本身都要承担风险，天上掉馅饼都有可能在脑袋上砸出个包来呢。
新闻部全体员工浩浩荡荡地从会议室出来了，碰上刚录完节目的周秋萍，他们还眉飞色舞：“等着啊，等我们的节目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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