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没实力吞下这块蛋糕。即便我们能拿出更多的资金。”
就好像老白跟他的同乡已经在新疆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依然免不了受欺负一样；她俩作为外乡人想在别人的地盘上折腾，哪有那么简单。
周秋萍慢条斯理道：“其实我们三人分工很明确。你负责是方方面面关系的协调，这要靠你的人脉和你的背景以及你们公司背后的力量。曹总作为港商，得到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至于我，才是那个负责资金的人。所以你们公司的无形资产并不少，可以折算成股份放进去的。”
卢振军却觉得这些太虚，有用地皮和厂房以及机器入股的，哪有用这个入股的？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更别说落实到纸面上了。
他再一次深深地痛恨拖后腿的同僚。当初要不是那帮家伙窝里横，一百万的押送费也不至于飞了。真是送到他手上的钱，都被打掉了。
周秋萍直截了当：“那你打算怎么办？不搞商贸城了？”
“不，我想办法再弄点钱。”
周秋萍大摇其头：“我看还是算了吧，从你们的人手里抠钱，那比登天还难。”
她差点脱口而出，你们有钱盖别墅都没钱给士兵发鞋子，更何况其他。
“这样吧，缺钱就挣钱。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当初我跟老白刚合作时候，其实考虑过把货物送到喀什，那边出货价格更高。但是我们谁都没有人手跑一千多公里的路，时间上也忙不过来。所以老白最终还是选择就在乌鲁木齐把货发出去。起码遭遇抢劫的风险要小很多。”
八十年代新疆民族关系不错，没怎么听过暴恐事件。但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治安谈不上多好。尤其新疆地广人稀，难听点讲杀个人随便一抛，说不定连尸首都找不到。
周秋萍慢条斯理道：“我可以从江州和武汉再调货过来，给老白什么价就给你什么价，后续你要怎么处理，你自己选择。”
如果简单点，她可以让房地产公司把那三百多万掏出来跟她合伙从内地工厂拿货，然后运到乌鲁木齐转手挣钱。
但凭什么呢？她蹚出来的路为什么要拱手送给别人。即便他是卢振军也不行，亲兄弟明算账。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得冒风险摸着石头过河。
见他没说话，周秋萍又给建议：“或者你们可以给远道而来的中亚商人当护卫，把他们送到边境去。这样他们花小钱买大平安，应该会愿意。”
其实在被迫又搬进军区后，她真考虑过搞自己的安保公司的事，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是异想天开。
不是没合适的保镖人选，而是没这个市场。
现在真正的有钱人，那些官倒基本上都是二代，而且是级别不低的二代，说不定还身居大型单位的要职，他们根本不需要私人安保，他们可以动用军警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赚了钱的私营业主们，抱歉，他们有的流亡海外了，有的被抓去坐牢了，有的戴上红帽子了，有的则直接把企业给捐了。
不管是他们当中的哪一种人，都不会大摇大摆地请保镖。新闻里天天批判剥削呢，有接个人敢请保镖招摇过市啊，老寿星上吊——嫌命太长吗？
至于外商，嗐，外资企业撤得七七八八，留守最多的港资和台资，人家不会请自己的保镖吗？你一大陆人折腾出来的安保公司，而且还都是退伍军人，老天爷啊，人家请了你们，那不是天天恐惧一不小心就叫你给革命掉了。
既然对内不行，那就只能对外。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去东欧去苏联做生意就成了淘金者的天堂。但伴随其中的是高风险，尤其在苏联解体后，各国治安迅速恶化，震惊世界的中俄列车大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商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能花小钱保平安，那肯定不错。
所以这门生意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换个发展思路换个服务对象。
周秋萍一口口吃着馕，声音轻轻的：“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先和老白的客户谈，看谁想雇保镖。等到了地方，了解完行情，后续你们自己单跑线路，也就知道该带什么货过去了。现在大部分干外贸的都是蚂蚁搬家靠肩膀扛，信息也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效率太低下。如果能把这块整合起来，那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手上的馕越来越小，坛子里的酸奶也越来越少，周秋萍慢条斯理道，“其实我挺期待这个事情能做好的。今天那个外国人说他相信中国货，他们家有一友谊牌热水壶用了这么多年都很好。但这种好感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我觉得很难。因为他们那边生活物资匮乏，当更多的人发现走这条贸易路线很挣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涌进来，谁都跟钱没仇。这供货商越多，货源就五花八门。粗糙滥制的接线板，穿了不到一天就掉底的鞋子，还有用纸做的裙子。咱们能买到，他们肯定也能运出去。时间长了，咱们这边的名声也就坏了。后面想做大做强就非常难，因为上过一次当的人不愿意再被骗第二回 。不如趁着现在这行当刚起来，把口碑立住了，市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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