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挡在周秋萍面前，冷声道：“你们想干什么，她犯了什么罪？”
联防队员不耐烦起来，抬高了嗓门：“投机倒把，她投机倒把。她这又不是商店，有什么资格卖东西？这种非法销售就是投机倒把！”
周围的群众先不干了，跟大众普遍厌恶偷税漏税不一样，八十九十年代投机倒把虽然是重罪也是常见的经济犯罪，但因为它是个典型的口袋罪，啥都能往里倒，所以老百姓反而对这个罪名没好感，甚至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事在整人。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从厂里弄了批滞销的鞋子，自己骑着自行车或者挑着箩筐到乡下叫卖掉，严格来说有人抓，也算投机倒把。但买鞋的人就觉得你这抓人抓得太碍事，没事找事。
胆子大的顾客嚷嚷着：“咋就投机倒把了。人家投机倒把都是低买高卖，她这儿卖的比店里还便宜。”
可联防队员充耳不闻，坚持要把周秋萍带回去调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买东西就该去商店，哪里能谁都卖？还有酒，你有酒水专营资格吗？这不是扰乱市场秩序是什么？”
冯处长急了，大声喊道：“这是我们西藏地区政府委托电视台销售的，这不是扰乱市场秩序，这是对口扶贫，中央都说要共同富裕。”
联防队的人可不管这些，二话不说直接抓人。
朱莉在边上急得够呛，想动手又怕给周秋萍惹来更大的麻烦。大陆的门道太多了，太复杂。
周秋萍大喊：“冯处长，你得请你们领导来说清楚。”
杜仲更机灵些，立刻跑去打电话给电视台了。
冯处长也回过神来，赶紧承诺：“好好好，我马上找我们局长。”
开玩笑啊，今年局里第一次开例会，就宣布了对口扶贫西藏地区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和亮点，利用电视销售来带动西藏特产的销量更是被当成重要的创新举措，要大力发展的。
结果一下子就变成投机倒把了。
周秋萍被硬拖着上了辆面包车，朱莉也挤了上去。
他们一群大老爷儿们，即便是临时工警察又怎样，谁晓得会不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
她必须得保证老板的安全。
朱莉忙而不乱，还冲追出来的工作人员大喊：“打电话给曹总。”
不管他们动用什么关系，反正得把周经理保住。
周秋萍一颗心怦怦直跳，在脑海中拼命思考对策。国内法律建设迟缓而笼统，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执行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严格算起来做生意的人能完全符合现在法律要求的真不多。
关于西藏特产的销售的事，她可能真的犯了现行的法规。
但她不想当法律建设过程中的牺牲品，她必须得出去。
好在在法律模糊的时代，人治的分量往往更重。她被抓进派出所待了不到三个小时，冯处长就陪着他们林业局的局长和一位分管工作的市领导过来了，亲自开口将她保了出去。
这几个小时的功夫里，周秋萍怕多说多错，除了喊冤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管对方怎么辱骂，她都一声不吭。
好几次对方都要动手了，朱莉就在边上大喊大叫，说要上国际法庭告状，他们暴力执法。
警察和联防队喊她出去，她就强调这里没有女同志，男警察不该单独跟女同志待在一起。
偏偏派出所的女警本来就少，今天还正好不在所里。他们又担心闹出外交风波来，只能捏着鼻子受这洋气。
如此这般闹腾了半天，领导总算出面了。
市领导亲自跟她握手：“秋萍同志，委屈你了，这件事是我们的协调工作没做好。”
他现在很想锤死这个派出所。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政治站位呢，大局观呢，去年拉萨的事情不知道吗？不晓得去年国庆节后中央提出了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吗。他们进藏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回来了都不忘把线继续连着，想继续做出点成绩来。
这帮家伙好了，一点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在这种敏感谨慎的问题上不仅不帮忙，还他妈拖后腿。
派出所的负责人同样满头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强调：“这个，他们的确没有经营权，其他的商户意见很大。我们也是接到了举报依法去处理的。”
市领导勃然色变，旁边的秘书皮笑肉不笑：“那是你们太凶了，吓坏了人家女同志，人家都没来得及说话。是我们市政府进藏干部工作小组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委托她协助销售的。买卖的主体不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是我们政府。人家是给咱们做义务劳动，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呢。我的同志啊，我们都清楚基层工作复杂。可正是因为复杂，所以要更加耐心细致地把工作做好。”
派出所的所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很想耿直地回敬一句，政府照样没有销售权。到底还有求生欲在，没敢再吱声。
周秋萍则是目瞪口呆，她以为她已经算睁眼说瞎话的个中翘楚了，谁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
老话说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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