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
结果厂长十分肯定：“不会有的，不可能有，这好歹还有班上有工资拿呢，有什么好不知足的？你当我们乡镇企业是公家的大爷们啊，天天闹腾，我们才没那个闲工夫呢。放心，绝对不会有事。”
周秋萍无语，可她又不能说对方讲的完全没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民是最温顺的一群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能进厂上班拿工资视为一种恩赐，而不是自己本该有的权利。
关于这点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同样是企业倒闭，乡镇企业关停，大批工人一句说法都得不到也只能调头默默回家，也不见谁吵闹。而国企下岗潮的时候，工人少不了要跟厂里跟政府大战300回合。
是因为前者好歹家里还有两亩地，够一家人生活吗？当然不是。
这些田地的产出远远达不到下岗工人拿到的补贴标准，又怎么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家乡挣不到钱的农民最普遍的选择就是默默地背上行囊，夫妻结伴出门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抗议过为什么要关停乡镇企业？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为什么要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备受屈辱嘲弄驱逐去陌生的地方艰难求生。明明是建设者，却被当成乞丐、寄生虫、吸血鬼，好像他们占了谁的大便宜。
这样的农民，继续让他们维持不到城市职工一半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确不会有大意见，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为了还能继续上班而庆幸。
可周秋萍憋屈呀。说好的同工同酬呢？按照最新披露的调查报告，今年全国已经差不多有11亿人口，其中8亿多农民银行存款差不多只有2亿多城市居民的2/3。在农村储蓄社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说这个数据是因为农民习惯藏现钱而不存银行，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收入低。
周秋萍深吸了一口气，她想她这辈子都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人上人吧。即便她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到今天，她身家可以说已经上亿了，她依然会为农民的低收入而愤怒。
所以她态度强硬地开了口：“不行，必须得按照规矩来。我们是合资企业，大家收入就必须得上去。不然的话人家要抓你小辫子，拿出国家规定说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不要抠抠缩缩的，花小钱能省大事儿。你把这个钱花出去，绝对能够挣到更多钱。”
可是厂长仍然反对：“别把我想的这么小气，成不？我这纯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着想。你想想看，大家都在一个镇上呆着。其他厂子一个月三四十块钱，我一下子把工人的工资涨到100多块。我不是诚心要跟大家作对吗？这都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到时候我怎么跟人交代？他们有的戴着红帽子，有的本来就是乡政府办的，原本就看我们不顺眼，现在肯定会觉得我们就是存心找茬，到时候他们有的是招使绊子呢。周经理你是做大买卖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小生意人多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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