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光跑到内阁，主要与张居正协商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历年积欠的税银。
前文已提过，光隆庆一朝，积欠就达一千万。数目虽然明确，可实际上是本烂账。
想想，积欠已久，每个省的总督、巡抚都在换，每个州每个府的知州知府也在换，且不说钱难不难筹的问题，哪一个人愿意为前一任还债是不是？
即便有钱，也想多树功德，多留伟绩让人看见，以证明自己是个牛逼的官，而不会拿钱为前一任填窟窿。
这与大公司老总思想一样，凡是前任的积欠，能不还就不还，能拖则拖，更遑论实在没钱。
所以对于历年的积欠，征收起来都相当费劲。哪怕朝廷敕令再三，各州府也是百般推诿，然后将压力一层一层地施加下去，最后都给了穷人。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问越来越糟。
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各个州府都推着雪球往前进，越前进越吃力越艰难。
那怎么办？
鉴于这种情况，王国光提议：根据各州府的实际情况，干脆划一个界限，把某年之前的积欠全部免掉，某年之后的加紧催收，甚至将今年作为分界线。
何必让他们推着雪球，或背着巨大的包袱前进呢？对于羸弱的地区干脆扔掉雪球；对于还有一些力气的，也别让他们太轻松，再滚一个力所能及的小球前进。
如此一来，地方官还敢请托吗？再有请托之辞，就没意思了吧？
对不对？朝廷作出巨大让步，若你还叽叽歪歪，那这官儿干脆别做，回家抱着老婆睡觉得了。
不得不说，王国光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水墨恒曾经就是这样帮助殷正茂在广西搞。
反正积欠也收不上来嘛，每个地方官儿都喊难。那好，咱给你免掉，从你上任之日算起，之前积欠一概不追究。
没话说了吧？
这样做的好处有几个：
一，能将历年积欠这个问题有效解决，而且还能调动地方官儿的积极性；
二，取悦皇上。要免税嘛，不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王国光早已想好：借新皇登基之名，以示天子爱民之心，酌情减免天下赋税；
三，收揽民心。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免税，最高兴的当然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新皇一上台，首辅一上任，就要免税，老百姓指定感谢你八辈儿祖宗。
听了王国光的建议，张居正仔细一想，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即拍板，表示支持。
而且，王国光还指出，借改朝换代、新主承嗣大统之际，例减天下赋税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这不是别出心裁，而是有例可循。前朝永乐、宣德、嘉靖都干过。
对于新官上任，尤其是秉持国政的首辅而言，所出政令务必遵从祖制，方不致授人以柄，招惹非议。
这个很重要。
包括之前的京察、实物折俸，虽然大家都不满，但有一点，皆有祖制可循，有故事可依。虽非洪武钦定之祖制，但凡前朝事例一经决定而付诸实施，便成定制。
所以，跳出来闹事的，只是出自“气”，而不是出自“理”。若是出自“理”，那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
对这个决策，张居正甚是满意，嘱咐王国光回去便拟文，以户部公本的形式，奏明皇上。
第二件事，对全国十大税关进行整改。
税关，顾名思义，就是旧时在水陆交通、商人聚集的地方，所设的收税机关。跟现代没甚分别。
当时，全国有十大税关。
可是，一年收上来的商税总共有多少呢？说出来恐怕不信：六十多万两银子。
王国光发现，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漏洞很多，漏收少收，地方克扣，做假账蒙骗朝廷……
明朝的官儿确实很奇葩，几乎每位官员手中都有两个账本，一个对下，一个对上。就像地主缙绅一样，手中有多少地呢？两本账两个数据：一个用来收租，一个用来应付朝廷交税。
问题多，症结在哪儿？
王国光一针见血地指出：管理体制。
因为十大税关都由所在州府的通判掌管着。通判这个官，简单通俗的说，通判就是中央特派员。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宋太祖创设通判一职。所以通判有时也称“监州”。
那这个官儿有多大呢？
宋朝是从八品，元朝没有设通判，明清时均为正六品，与六科廊言官品秩一样，性质其实也一样，直接对中央负责。
通判分管着缉捕、粮饷、水利、江防、海防、抚边等事务，但注意，通判是知府知州的属官，也就是副手。
这个身份尴尬不？
如果以中央的角度，他是代表皇上代表朝廷的，应与现代的党高官一把手相当，可他只是个副手，管不了上司。
弊端显现出来：管事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
知州知府，屁股底下坐着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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