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杭州织造局乱请银的问题，水墨恒向张居正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将那帮钦差太监在杭州奢侈糜化的生活作风，以及杭州知府周文龙对织造局深恶痛绝的态度，一并亮了出来。
张居正听后，既愤怒又高兴。
愤怒的当然是杭州织造局，国库这些年穷得打寒颤，王国光接任户部尚书才一年，卧槽，头发都白了一半不止，那些王八蛋却一个个拿着国家的钱，吃喝玩乐逍遥自在，活似神仙。
高兴的是，既然摸清楚了，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一改痛疾。
水墨恒也将周文龙的一点担忧说了。
张居正听后嘿嘿一笑：“周文龙这个人，一向稳重踏实，若没有朝廷的旨意，他断然不敢触碰祖宗的规矩。”
“那先生准备何时动手？”
“得等待一个契机。况且你这刚一回来，我若立即着手的话，冯公公会以为我俩联手对付他，容易激化矛盾。其实，我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根本没有对付他的意思。”
水墨恒当然认同。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可谓忠实的仆人，跟家人一样。在亲疏关系上，朱翊钧应该更偏向于冯保。
可以这么比喻：冯保虽是仆人，但因为隆庆皇帝不在，他督促皇上学习，协助皇上理政，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而张居正是朱翊钧的老师。父亲的角色与老师的角色，当然是有区别的。
而此时的张居正，还处于集权阶段，就是如何将执政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最好是一呼百应！
但离这个目标还有些距离。
所以一不能轻易得罪冯保，二还得加强集权的步伐。所考成法才应运而生。
考成法，固然是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用这个方法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更进一步地讲，是提高内阁的地位，增加首辅的威慑力。
因为张居正上疏请行的考成法，内容主要有两点：
第一、但凡皇上谕旨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由专人负责，限期完成。
这个期限由六部和都察院设定，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请注意，是逐月，而不是三年六年。
六部和都察院对每一位官员承办的事情，完成的情况都要记录在册。每完成一件，登出一件，反之亦然，否则以违罪处罚。
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和都察院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进行议处。
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核实。
最后，无论两京还是地方，所有官员的升迁去留奖励罢黜，都凭借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
简言之，用六科监督六部和都察院，然后内阁再来监督六科。
对于首辅是集权，但对于部院是分权。
明显三权分立的思维。
提及三权分立，都不自觉的想到西方哲学家洛克和孟德斯鸠。其实洛克写《政府论》是在1690年，孟德斯鸠正式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在1740年《论法的精神》中。
而张居正首创“考成法”是在1573年，早了他们一百多年。
……
水墨恒从内阁出来，准备回水莫居。走至午门处，碰见一人。其实也不叫碰见，那人在此专侯他。
正是杭州织造局的提督太监陈隆。
看来，驿站传讯的速度比水墨恒坐船回京的速度要快，想必是王志通已经将与水墨恒之间的矛盾，汇报给自己上司了。
陈隆是冯保的得力助手之一，肯定知道水墨恒与冯保的交情。
当初冯保被高拱所迫，六科言官集体跪谏弹劾时，邱得用、张鲸和张诚三位太监领头维护冯保，这个陈隆也在其列。
只是，那时他职位比较低微，不过是神宫监的一名掌司，不算起眼，排不上号。
之所以得到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这个职位，听说是因为他在古董市场发现了一把宋微宗赵佶曾用过的黄罗扇，当时花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下，然后送给冯保。
且不说那把黄罗扇是宋微宗的真迹，对于一名掌司而言，一百五十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而且冯保当时还不是司礼监掌印。
这很让冯保刮目相看，对陈隆的那份孝心一直惦记着，待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后，一心要给陈隆谋个好差事儿。
于是，内务府管辖下的杭州织造局提督，就成了陈隆的菜。
这是个相当于外廷正四品的官儿。
因为织造局所给的关防，均有“钦差”二字，所以即便放在京城也不容小觑，若去了地方，那更了不得。地方官管你是几品几级，见到钦差，都得缩脖子避马让轿。
王志通在杭州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仗着这一点。
只是织造局提督不同于督
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