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恒没想到张居正会将问题推给自己。
明显得罪人的事嘛。
可李彩凤开口了，又不能不说，当即清了清嗓子：“其实，杭州知府周文龙大人讲到的，杭州织造局用银的弊端，当引起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事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
这话一说出来，冯保肯定不高兴啊！
当然，水墨恒也不会忘记安抚。说完后，紧接着将话锋一转：“自冯公公担任司礼监掌印以来，各监、局、司清明自守，奉俭去奢，内廷风气为之一新。”
先拿一顶大帽子，扣在冯保头上再说。
但安抚不是目的。
水墨恒继续说道：“可杭州织造局那帮中官在杭州吃喝玩乐，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也是事实。”
“杭州织造局督造已被撤职。”冯保小情绪难免。
“这个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水墨恒当即回击道，“这次织造局用银，之所以引发矛盾，一是工部尚书朱老性子倔强，沟通有误；二是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确实有误。据周大人所言，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与申请用银工价，悬殊太大。”
其实，这是在李彩凤面前第二次谈论这个问题。
第一次在东暖阁，水墨恒也讲过，但那时张居正和王国光都不在现场，所以问题搁着一直没解决。
再次提出时，因利益所致，冯保依然气鼓鼓地反对，说周文龙计算的工价有误，多项开支没有计入。
为避免冲突，水墨恒并没有反驳冯保的话，而是说道：“杭州织造局归内廷管辖，编制预算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责，工部完全插不上手，但用银却要工部分摊一半。这种管理体制本身就有问题，工部出钱，织造局钦差太监拿去挥霍，是谁都会有意见。”
“那你说怎么改呢？”李彩凤问。
“既是内廷与工部共同出银，那么每年的用银额度，就该由两家共同核查，编制预算，而不能由内廷单方面编制预算。预算做完，两家协商没问题，再联合呈文到皇上那儿，由皇上核实批准。”
水墨恒这番话，不过就事论事。遵循的宗旨只有一条：出了钱自然要参与，有资格说话。
张居正听了，当然高兴。若这样一改，虽然名义上是皇上定夺此事，但内阁却可以通过“票拟”来干预。
但冯保听了，一头黑线，很不高兴。因为自洪武皇帝至今，为皇上制造龙衣，编制预算，都是司礼监说了算，让皇上下旨只不过是个手续问题，没工部什么事，也没内阁什么事。
而李彩凤听了，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既照顾到工部的面子，赋予他们一定权力；又适当遏制了内廷一手遮天的传统，堵塞了漏洞，最后的控制权还是要落到皇上手中。于是问：“张先生，冯公公，你们意下如何？”
“臣赞成。”张居正当即表态。
“奴才听凭太后裁决。”大权旁落，冯保很不甘心，可一时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若是张居正提出来，冯保肯定要拿着“祖制”的名义来辩护；可这话是从水墨恒口里说出来的，太后都没话说。既然如此，反驳徒增不快，只能作罢。
“好！”李彩凤拍板，一锤定音，“既然冯公公没意见，那这件事就按水少保的建议去做。”
这样，大明王朝坚持了两百年的“祖制”，在李彩凤手里便止步改弦易辙了。
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朝廷。
其次是张居正，借水墨恒之口，没有得罪冯保，还将问题沿着自己设想的方向漂亮地解决了。只是又欠“妖孽”一个人情啊……
李彩凤非常满意，不禁问道：“冯公公，今年预算，申请的用银是多少？”
“八十八万。”冯保答。
“如此一来，你觉得今年用银多少合适？”李彩凤又问。
“四十四万？”冯保一下子砍一半，觉得已经很是大方了。不料话音刚落，只听李彩凤道：“再砍一半，二十万如何？”
“奴才谨遵太后懿旨。”冯保想哭，从八十八万两，一下子减到二十万，我的妈呀……
就连水墨恒、张居正、王国光都感到吃惊。
李彩凤也是因为高兴，心情豁然开朗。但她这么说，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站在一个母亲对儿子关心细察的角度：
“钧儿今年十二岁，正是长个儿的时候，比起他刚登基那会儿长高了半个头。龙衣若做多了，到明年，恐怕又不合身，白费银子，不如少做两套。”
张居正听了，真心赞道：“还是太后细心。”
冯保闷着不作声。
李彩凤知道冯保不高兴，想了想，高屋建瓴地说：“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几个记住，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皇上着想，为朝廷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家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闹得不愉快。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一定要和和气气。”
冯保是个聪明人，一听李彩凤这话其实是对他说的，赶紧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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