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座石碑正面刻着三个大楷字:戒石铭。
要说这《戒石铭》,可大有来头。铭文出自五代蜀主孟昶的《令签》,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
铭文内容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到了宋太宗那里。他删繁就简,只摘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十六个字,颁于州县,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以警戒秉公办事,从政为民。
两宋以后,《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流传甚广,成为名言警句,官场箴规。尤其是其中的“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八个字——百姓虽然好欺负,可天理难容。
真可谓掷地有声!
到了明太祖洪武皇帝那里。他治吏极严,平生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必须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皆可上奏。
这便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风闻奏事”之权!
在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碑于衙署堂前,并建有石亭保护,固有“戒石亭”之称。
戒石碑上的内容重新恢复了二十四句,九十六字。敕谕每一个新上任的官员,到任之日,必须先背这篇《戒石铭》。
……
江陵县衙外头本有一座《戒石铭》碑,与张老七张三元抬进来的那座一模一样。
那他二人这座石碑又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这座石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前。
隆庆年间,当时的知府嫌衙署局促,决定选址另建,于是选了赵雍现在办公的地方,而老衙门便留给了荆州税关。
也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时间仓促,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迁移府衙时,这一方《戒石铭》碑竟没有一同迁走,留在荆州税关衙门前。
水墨恒当初来到荆州税关时,便注意到了这座石碑。
想不到这会儿还派上用场。
所以,刘台等官员一下子愣住了。若是赵雍没有走神,恐怕脸色也不好看。
詹师爷见刘台瞅着赵雍,而赵雍又怔怔出神视若不见,赶紧站起来问道:“张老七张三元,你俩的状子呢?”
“什么状子?”张老七故作糊涂。
“你们不是要告巡栏官蒋攀和荆州税关吗?”
“是詹师爷让我们告的,状子也是您老人家写的,怎么赖到我们的头上?我与小跳蚤回家合计合计,不告了。”
“为啥?”詹师爷脸色微微一红,愤愤地问道。
“詹师爷写的那些文绉绉的东西,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小跳蚤,你说是吧?”
“嗯。”张三元点了点头。
然后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从怀里各摸出一张状纸,当着一应官员的面撕得粉碎。
张老七接着道:“再说,我们若告荆州税关,这过去税关的大堂官,便是堂上坐着的赵知府,我们如何告得?”
“你——”詹师爷气得脸色像猪肝。
“放肆!”刘台大喝一声。
这一声大喝可有用意:一来,刘台深感张老七和张三元两个“刁民”竟然出尔反尔,有戏弄朝廷命官之嫌;二来,见知府赵雍恍若似梦般,想借此一喝,拉回他的神思。
果然,达到了预期效果。
赵雍缓过神来,似乎对刚才的一幕幕恍若不知,问:“怎么回事儿?”刚一问完,便瞧见了眼前的《戒石铭》碑,起初还以为是县衙前的那座。于是将目光投向刘台,又问道:“这,怎么还抬到堂前来了?”
“是这两个刁钻小民抬过来的,戏弄本衙。”刘台指着张老七和张三元,“来人——”
“在!”
众衙役一齐将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发出隆隆之响,那样子,就像要扑上来抓人了。
赵雍摆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望着张老七和张三元,问道:“这座石碑你俩从哪儿弄来的?”
“是一位叫作‘邵先生’的高人让我们抬来的。”张三元回道。
“邵先生?”赵雍心中一荡,“哪个邵先生?”
“我也不知道哪个,只知道他住在顺天会馆里头。”张老七道。
赵雍思绪飞驰,很想弄清楚顺天会馆里的那个“邵先生”到底是谁?与应天会馆的邵方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扮作他的模样接待自己?
张老七和张三元告不告荆州税关,全在他们自己,别人不能强迫。
而这座石碑,乃明太祖敕谕所建,便成了“圣碑”。若因他俩抬了这座《戒石铭》碑进衙,便抓他们,等于蔑视皇权。若被沈振反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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