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明显不同意廷议。
因为那样虽然公平，可他自知没有胜算。
这也进一步表明高拱在他心中的真正地位：他也不得不承认，高拱很有影响力，如果召集廷议，估计声援高拱的大臣居多。
但李彩凤吩咐下来，他不能不照做。
结果……可想而知。
朱翊钧很不开心，廷议尚未结束便愤然离去。
对此，冯保尽管也非常郁闷，可他清楚应该紧跟李彩凤的步伐，所以只能将郁闷压在心底自己慢慢消化。
与此同时，张居正又联合部分官员上疏，请求皇上宽宥高拱。他为高拱辩白的那份奏疏写得很长，足有两千字之多。其中，有几段文字是这样的——
“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
“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
“公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
“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这是站在首辅的位置上，分别从高拱安抚俺答、治理漕河、用人方略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对高拱的一生做了总结，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站在张居正个人的角度，他在奏疏上称高拱为“公”，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高拱的尊敬之情，将个人私怨抛却脑后，可见也是用了一番心思。
除了张居正他自己，吏部尚书王国光、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等几个颇有威望、且具代表性的官员，也在张居正的面授机宜下，纷纷上疏为高拱辩白。
哦，对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不再是王锡爵了。
可见，张居正在选人上疏的时候，也不是不经斟酌。
沈鲤是高拱的门生。
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主考官正是高拱。而且与高拱是同乡，都是河南人。高拱是开封府新郑的，沈鲤是归德府商丘的。
沈鲤一身正气，高拱被罢黜的那一年，他还只是詹事府一名左赞善（詹事府属官，正六品），当时说不上话。
所以，虽是高拱的门生，可看不出什么私交。
本来，两人的职位当时也不对称，不像魏学曾和王希烈哼哈二将那样位高权重。
后来，在张居正的举荐下，沈鲤做了一名进讲官，专门给朱翊钧在经筵上讲课。由于课讲得好，深得朱翊钧的喜欢，不久便升他为侍讲学士。
适逢夺情事发，掌院学士王锡爵击中张居正的死穴。鉴于王锡爵位高权重，张居正当时没发火。不过，也像对待吕调阳一样，冷了王锡爵好一阵子。
但王锡爵与吕调阳又不同。
一来，吕调阳是被动的，王锡爵是主动的。
二来，吕调阳服软，入阁那么多年从未违拗过张居正；而王锡爵耿直硬气，反对夺情就是反对夺情，没什么好说的。
以致于张居正回家葬父期间，不少官员联名请求张居正尽快回朝处理政务，可王锡爵坚决拒绝签字。
张居正回京后得知，又很生气。
偏偏王锡爵不肯低头认错，无奈之下，只好借他父亲身体不好的名义，恳请皇上批准他回家探亲。
张居正当然乐见其成。
这样，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职务就落到沈鲤的头上了。
沈鲤一方面是高拱的门生，一方面是张居正举荐上去的，如今职位又很高，由他上疏，也很有说服力。
沈鲤洞悉张居正的心思，也确实感恩于高拱，只是当时位卑言轻什么都作不了，刚好借此机会写了一篇为高拱翻盘的奏疏。
奏疏中将高拱与魏、房、杜等名相相提并论（“未肯多让”），评价之高，并明确指出高拱乃“社稷重臣”，还说：“海内人士渐多思高公之功，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
廷议时，大部分都支持为高拱恢复生前的职位并赐予谥号；
而首辅张居正、吏部尚书王国光、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三人也都对高拱作出了高度评价，这三人无疑代表了当下政坛最具影响力的重臣。
朱翊钧答应了他娘亲。没辙，最后只好同意水墨恒的请议，答应恢复高拱生前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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