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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