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和姑姑娜嘉都不在家。他们到那个常骑着一头灰色小马的老军官家里去参加婴儿受洗的宴会了。为要等他们回来，格利沙、安尼雅、阿辽沙、索尼雅和厨娘的儿子安德烈坐在饭厅里饭桌旁边玩“罗多”[20]。凭良心说，现在已经到他们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是没有听到妈妈讲一讲那个受洗的婴儿生得怎么样，他们晚饭吃了些什么菜，怎么睡得着呢？饭桌由一盏吊灯照亮，桌面上杂七杂八地放着一些有数字的纸板、核桃壳、小纸片、小玻璃片。每个赌客面前都有两张纸牌和一堆用来凑出数字的小玻璃片。桌子正中放着一个白色茶碟，上面摆着五枚一戈比铜钱。茶碟旁边有一个没有吃完的苹果、一把剪刀和一个盘子，那个盘子是经大人叮嘱用来放核桃壳的。孩子们在赌钱。赌注是一戈比。他们定下一条规矩：谁要是作弊，就把谁立时轰走。饭厅里除了那些赌客以外，一个外人也没有。保姆阿加菲雅·伊凡诺芙娜在楼下厨房里坐着，在那儿教厨娘裁衣服。他们的哥哥瓦夏是五年级学生，在客厅里长沙发上躺着，感到烦闷无聊。
他们赌得很起劲。格利沙脸上带着最起劲的神情。这个男孩才九岁，身材矮小，头发剃光，露出头皮，脸蛋胖乎乎的，嘴唇厚得像黑人。他已经在读预备班，因而算是大孩子，而且是极其聪明的孩子了。他赌博纯粹是为赢钱。要不是茶碟里放着些小钱，他早就去睡了。他那对褐色的小眼睛不安而嫉妒地瞟着赌伴们的纸牌。他生怕赢不到钱，又嫉妒别人，再加上他那剃光的脑袋里充满钱财方面的考虑，这就使他不能安静地坐着，不能集中精神。他不住地扭动身子，就跟坐在针毡上似的。一旦赌赢，他就贪婪地把钱抓过来，马上放进他的口袋。他的妹妹安尼雅是个八岁的女孩，生着尖下巴和亮晶晶的聪明眼睛，她也怕别人赌赢。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睛尖利地盯住那些赌客。她倒不是对小钱发生兴趣。赌运，对她来说，是个面子问题。另一个妹妹索尼雅是个六岁的女孩，头发拳曲，她的脸色只有极其健康的孩子、贵重的洋娃娃以及糖果盒上画着的儿童才会有。她是为赌博而赌博。她脸上洋溢着感动的神情。不管谁赢，她一概放声大笑，连连拍手。阿辽沙是个丰满圆润的小胖子，气喘吁吁，鼻子里呼呼地响，瞪大眼睛看着纸板。他既不贪财，也不爱面子。只要不把他从桌子旁边赶走，不打发他睡觉，他就感激不尽了。从表面上看，他是无所谓的，可是论他的心肠，他却是个十足的小坏包。他坐在这儿与其说是为了玩“罗多”，倒不如说是为了欣赏赌博的时候难免发生的纠纷。要是有谁动手打人，或者开口骂人，他总是高兴得非同小可。他早就该出去一会儿[21]，然而他一分钟也没离开过那张桌子，生怕别人趁他不在，偷他的碎玻璃片和戈比。由于他只了解一位的数字和以零结尾的数字，安尼雅就替他计算。第五个赌伴是厨娘的儿子安德烈，他是个皮肤黝黑而且带着病容的男孩，穿着花布衬衫，胸前戴着铜十字架，站在那儿不动，呆呆地瞧着那些数字。他对赌赢，对别人的成功，一概漠不关心，因为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种赌博的数字上，用在这种赌博的毫不复杂的哲学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各不相同的数字啊，而且那么多的数字怎么就会不弄乱呢！
所有的孩子，除了索尼雅和阿辽沙以外，都依次喊出数字。由于数字过于单调，他们就在赌博中造出许多专门用语和令人发笑的外号。比方说，那些赌客把七叫作拨火棍，十一叫作两根小棒槌，七十七叫作谢敏·谢敏内奇，九十叫作老爷爷，等等。赌博进行得很活跃。
“三十二！”格利沙从他父亲的帽子里取出一个个黄色圆纸筒，喊道，“二十七！拨火棍！二十八，满地爬！”
安尼雅看出安德烈错过了二十八。换了旁的时候，她就会对他指出来，可是现在她的虚荣心跟碟子里的小钱混在一起了，她反而洋洋得意。
“二十三！”格利沙继续喊道，“谢敏·谢敏内奇！九！”
“茶婆虫！茶婆虫！”索尼雅指着爬过桌面的一个茶婆虫叫道，“哎呀！”
“别打死它，”阿辽沙用男低音说，“也许它有孩子。……”
索尼雅目送茶婆虫爬走，心里想着它的孩子们：那些茶婆虫的子女一定小得很！
“四十三！一！”格利沙继续喊道，想到安尼雅快要赢了而感到痛苦，“六！”
“赢了！这一盘我赢了！”索尼雅叫道，卖俏地转动着眼珠，扬声大笑。
赌伴们都拉长了脸。
“要查对一下！”格利沙说，带着憎恨的神情瞧着索尼雅。
格利沙凭着身为大孩子和最聪明的孩子的权利，担任了发号施令的角色。他要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他们把索尼雅的纸牌仔细查对很久，可是使得她的赌伴们大为扫兴的是，她并没有作弊。下一盘开始了。
“昨天我看见一件什么事啊！”安尼雅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菲里普·菲里培奇不知怎么一来把眼皮翻出来了，他的眼睛就变得又红又吓人，像个魔鬼似的。”
“我也看见了，”格利沙说，“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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