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路子。我们就按照现在这个路子来走，社会化、专业化的路子，明确方向，做大量的工作。把技术普查的眼光放开点。不能光依靠上面给技术，大量的技术还在本乡本土。像张学武，他晓得搞鱼，知鱼性。能者为师，总结经验，传授技术。也还可以请点读了洋学堂的来传授下得。像我们调查的西竹山公社银水大队冯宪义，他最会养鱼，雇请了一个最肯劳动的人，两人联合，互相学习了技术。可以搞合伙，要加快点技术学习。昨天到双家障大队了解到，养鱼割草，花那么大的精力，割草割到牛角尖，割到蒋家嘴，那头用船拖，这头用拖拉机接。这划得来呀！要是在1958年，这种拼命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学会经营。像袁桂兰，一个人养10头猪，1头猪娘。说到这里，周立民给自己茶杯里续满开水，端在手上，接着说：养猪为养鱼，花力气小，收入大得多。这就叫会经营。就按照这些典型户的路子走。这些典型户的路子也不一样，各有特色。所以，我们要做工作。本身的条件，自然的条件，都不一样。有的技术差一点，有的劳力差一点，这些条件不同的差别，如何改变，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赵紫阳总理讲的，会经营的与会劳动的结合，就有了优势。
黄子健：现在都要田，劳动力没得出路嘛！
周显明：有这种情况，我分了几亩田，我去搞副业，把田交给你，你给我完成上交任务以外，还给我几百斤粮食。这就怕成为包头的形成。
周立民：也不要紧，不要干涉，等他们搞一段再看。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正的，走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克服的。
汪万昌：现在的问题是，不能齐步走，不能一律化。根据不同情况，由他们自己走。
张宪玉：想富，没得本事富，富不起来。田土还是会摸，没得其他的门路。认识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我们大队社员何全明，两口子，一个小伢儿，搞4亩8分田，没得副业搞，没得事了，就一部单车，前头坐伢儿，后头坐堂客，出去玩几天。今年他跟我讲，明年多种亩把两亩田。他今年养猪，劲头还是蛮大，花150元修了猪栏，可因为不懂技术，养的猪全都得病死了。我们大队而今有18个养猪专业户，其中三户没得技术，何全明、朱雨水、王裁缝。朱雨水养的4头猪死得只落一头。王裁缝养5头猪死得只落一头。王裁缝做衣是好脑，几个大队的人都请他，就是不晓得插田。别个晒田，他进水；别个治虫，他没有管起。几耶儿一搞就打架。不会富，还有的是不敢富，像社员周梅甫，俺给他家里的人一个一个规划安排，堂客养猪，大伢儿做打船木匠，二伢儿插田，他本人使麻罩搞鱼，硬像线线穿起的，都有事搞。
周立民：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技术，充分发挥特长。我们过去就只晓得限到别人插田，一搞其它的就是资本主义。现在不同了，就是要发挥每一个人的技术特长。这也是充分利用优势条件，挖掘人才潜力，挖掘自然条件潜力，加上责任制得法。再一个呢，要克服我们过去搞合作化，搞生产队的思想，认为现在是不是搞社会主义，是不是搞单干，不敢大胆的搞。
汪万昌：心里一块冷糍粑。嘿嘿。
周立民：人的思想不通，就不会想办法。赵总理讲了，我们的土地是公有的，国家的政策限制了的。哪些可以搞，哪些是国家支持的，都有规定的。你去煮酒，国家就收你的税，你就划不来了，就不会搞了嘛。价格自由的上涨，国家掌握了主要产品，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发展资本主义，好多加价部分，都是到农民手上了沙。像好多物资积压，但积压了不停收，保证了群众利益，所以，担心不是搞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不必要。现在比前两年好了。我们今年还打算很好的搞。这样把方向搞明确，围绕发展生产想办法，日日夜夜想。嗯！今天来的几个大队支部书记都要想。我们今年冬天想办法，订个规划，大家都围绕这个规划去想。酉港有个人，在县里被拘留了15天，他不想出来了，说他就是想的这个地方，有现存饭吃。公社关了他几天，要送他回去，他讲，我去了难得来，我不回去。他不偷，不搞坏事，不乱来，不乱吵乱搞。他名叫熊德清，38岁，1976年因为懒出得工，跟队长打一架，被打伤了，到处告状。告到北京，爬火车，腿又摔伤了。北京警察打电话到县里，县公安局派人把他接回来。县里断定，由大队供养他2年，2年满了，又供养2年。他说自己脑震荡，搞不得事了，只能吃现存的。生产责任制以后，没人养他了，他要了3亩5分田，结果没有插。有人对他说：你不插田，不交公粮呀！他讲：除非邓小平、胡耀邦找我来要公粮。大队干部组织人跟他插了，他还说插得不该，把一张耙打烂了。公社派人把他抓到公社里，关了几天，他保证回去好点搞。一回去，他扯了1分田的秧，不插，干死了。又把他抓到县里关了15天，要他回去，他说：我不回去，我要吃县筹粮。拘留所所长刘乔山把他赶出来。他回到大队，要他收割早稻。他吃一斤割一斤，搞一只篾篓子，吃一点割一点，大队给他割，他又打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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