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承包合约的名称是“风险责任承包”。不等于全员承包，也不等于集体承包。我负全部责任。我雇请的员工，只对我分派的那一项工作负责。
合约中规定，要开发一套毛泽东头像纪念章。今年3月至6月，经营原有产品和开发新产品，创利17万多元，于7月全部上交给政府。
为了开发新产品，我设计了一套28枚的毛泽东头像纪念章，早在1992年9月5日就与江南机器厂签订了承制合同。规定由韶山太阳城设计头像稿，江南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在1992年12月底以前，制作出头像的第一、二组各二千枚，1993年3月底前，制作出头像的第三、四组各二千枚，其余分期分批交足一万套。每枚定价48元。
洽谈这笔业务，不仅总经理去了，市委领导也去了。
结果，到1993年3月底，江南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没有交出一枚样品。到了4月份，才交给我100枚试制品，质量却不合格。我提出意见后，交还对方。
此后，对方又送来了200枚，质量还是不过关。不仅产品没出来，模具也没出来，应刻制56枚模具，到2月底才刻出2个模具。
8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没有遵守合同，眼看毛主席诞生百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月了，如果任对方拖延下去，这套新产品的开发就有失败、亏本的可能。
于是，我对这套产品重新设计，重新开发，对设计、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进行落实。3月上旬，我将28枚改变为18枚，分成两组。3月中旬联系生产厂家。3月底4月初，看到了三个厂家试制出的样品，从中挑选、确定了两个厂家，每枚像章价格为45元，签订了制1万套的合同。
于是，刻模、生产，紧锣密鼓地进行，与之相伴的是做好发行工作，沟通发行渠道。
我对全国市场作了两种分析，如果大局稳定，经济发展，这套毛主席像章的发行量就大，反之，发行量就小。
为了提高人们的购买兴趣，向全国发布消息，限额发行2万套，具有珍藏价值。果然，消息发出只有几天，全国各地纷纷来函来电，2万套全部订完。
我向韶山市工商银行提出要求，增加1万套，得到同意。同时，我又设计了一种分组包装，有5千套，也很快售完。
制作这么多毛主席纪念章，需要200多万元流动资金，上面未给贷款，全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在经营过程中，厂方业务人员提出给我回扣，被我拒绝。我说，我订制的产品是要卖出去的，你给我回扣，如果质量不过关，积压下来，赔本的是我自己。如果时间不抓紧，迟于12月26日，就没有意义了。
产品送来一部分，验收合格率比较高。厂方业务人员又提出给我回扣，他们说，产品质量，交货时间，我们都保证了，你不用担心了。只希望你下一批业务继续与我厂合作。他们一再坚持要让利给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他们给的回扣。
我的想法是，厂方既然坚持给回扣，当然是要给我本人，就暂时收下来，以后再作处理。当时经营比较紧张，我的思想，精力，全部集中在生产、销售上，不可能过多的考虑这笔回扣问题。
太阳城有一个经营管理制度，合同以外的，收受客户的回扣要上交，然后个人返回百分之二十。我是想把18枚套仿币镀金毛主席纪念章发行完之后，再处理回扣之事。如果这些毛主席纪念章不售完，一旦积压，我就要赔本100多万元。
凭良心讲，这么大的业务，要成功，是头等大事。回扣放在那里，等忙完了再处理来得及。况且制度中间并没有规定回扣什么时候上交。我的合同期是1993年12月底。
所得回扣，实质是奖励我的合法收入，与受贿、贪污罪应区别开来。我的前提是个人承包。我要求法律部门，要求新闻舆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和政策作为判断的标准，对我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具体判断，我相信我是无罪的。你作为记者，又是副总编，我相信你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自主权。我想你对我的案子的全部情况进行采访、调查，你会得出公正的看法，我相信你会接受我的观点。
18枚套仿币镀金毛泽东纪念像章的发行，除了深远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可创100多万元的利税，这对国家是一个贡献。不能赚了钱就是集体承包，亏了本就是个人承包。检察院的领导找我谈回扣的问题，我的脑袋象会要爆炸。
太突然了。我不知怎么搞才好。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后，我既承认了事实，又摆了理由。我被逮捕以后，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我想应该有个公正的结论。
我没有插断他的话，让他一口气谈了这么多。之后，我把纪录交给他过目，并请他在上面签字。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在记录末尾写道：
“以上是我谈的情况，是实。洪先洋1023。”
他把采访本还给我，又立刻收回去，接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如果进行报道，请送给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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