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的案件有2600多起，这是教授、学者们与我不能比的。我看过很多人的字，积累了几大本，几十万字的资料。无论什么字拿到我手上，我很快就能判断出是出自谁的手笔。三是我肯动脑子，从无懒惰的习惯。
“我的目标是要成功，但我也做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奋斗者，真正能登上科学高峰取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数。成功的路，是用失败者的身躯垒成的。我失败了，为后人留下教训，做块垫脚石，以免少走弯路。我甘愿做科学道路上的牺牲者，哪怕身败名裂，哪怕倾家荡产。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我在实施每一个工作步骤的过程中，便显得沉稳平和，不急不躁。没有地方给我科研经费，我就发动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一分一分地挤，从穿着上一分一分地抠，小儿子恋爱七年，我要他一年又一年地推迟婚期，他已接近而立之年，还没有结婚。全家人将节省的钱，全部供我用于科研。我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低的缺陷，对3500多个汉字逐字进行研究从中摸索出规律。在此基础上，我再分析、掌握人们书写的共同特征。人的书写活动是动态表现，随意性比较大，一个人写的字也是千变万化，受各种内外因素影响，文化程度、书写时的心境、身体状况、书写工具、书写姿势、书写速度，等等，都会在字迹上发生无穷无尽的变化。它不像指纹那样固定。例如三点水，就有三横式的，有上一单点，下两联点的，有一点一竖的。有的字可以对照，有的字不能对照。如‘打’、‘我’二字，‘打’字不能与‘我’字相对照。为了确定特征字，我用整整一年的功夫，统计了500多封信，每封信都在500字以上。一个字一页，信中相同的字出现多少次，我就统计多少次。输入电脑的特征字不能太多，那样，不仅检索麻烦，而且被检索的对象也就太多。最终，我从几千个汉字中，挑选出了71个特征字，作为定型的版本。我一个人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七个人五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这中间吃的苦，受的累，简直无法言表。
“这种苦，这种累，都算不了什么。最难对付的倒是人为的障碍和阻力。现在，好些不干事，不管事，不想事的人过得很舒服。正直、肯干事的人，却要吃亏，因为这种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有独立干事的能力，所以就不爱吹牛拍马。不会吹，不会拍的人，弄不好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和迫害。有的当权者看起来是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知识，只不过是花钱买了或是用时间混了一张文凭，而这种人最看不顺眼，最嫉恨的就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生怕危及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有真才实学的人就被压，就挨整。这点，古人早有总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其实，我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我没有文凭。我只不过是要求自己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开始，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系统试验是悄悄进行的，全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纸包不住火。还是被人发现了。有人告我的状，说我用公家的电，用公家的纸，每晚躲在办公室写色情小说，卖给书商，捞钱。湘潭市政法委派任欣武同志来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迫不得已讲了真实情况。任欣武同志为我愤愤不平。
“既然事情已经公开，我要求提供科研场所。可有人就是不给。我趁部分科室搬迁新办公室之机，在这栋旧办公楼的楼梯底下占了这间别人都不肯要的房子做办公室，又从废物堆里捡了几把不是断了腿，就是缺坐垫没靠背的旧椅子，我运用自己年轻时掌握的一点木工技术，拼拼凑凑作了修理，将就着用。
“我申请科研经费，分文不给。我向省公安厅秦宏斌处长、向市政府孔令志市长各要了一万元，到了局里账户上，不但卡着不给，还全部被挪作他用，一分不剩。我当时好心酸，两万元，赌徒一夜就输在牌桌上，大款一夜就花在了夜总会，我搞科研要用两万元，为什么这么困难？
“我一切可以不要，但你无法捆住我的手脚，无法捆住我的心。我是在工作，我不怕。你想我搞不成，我不上这个当，我要以此为动力。我估计还会有更大的障碍和阻力。果然，给我戴上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撤了我的科长职务，让我靠边站了几年。在党员重新登记时，我差点成了‘缓登记’对象。总之，有人要整你，处处可以找到借口，红的说成白，白的说成黑。我斗争的办法只有一条，不变应万变。‘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我不管受到什么打击，遇到何种刁难，哪怕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我还是走我的路，搞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只往前走，决不后退。
“这种时候，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声温暖的问候，对我来说，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我经受折磨和灾难的日子里，当时的副局长何稚梅、局纪委书记康人全等领导和同志，都在暗中给了我支持。我能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与这是分不开的。1990年，我的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眼看一个童话即将成为现实。一贯整我的人又使出新的手段，说我自高自大，说我图名图利。我心里暗暗好笑。这是整人的人的惯用伎俩，当你奋斗时，他千方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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