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彤彤的花轿，从何婆桥以西约五里远的李家村，迎来了李神医家长相最美，手脚最灵，针线最好，最得李神医疼爱的长孙女李清凤。我的母亲走进她的洞房，看到满房摆设的油漆得光光亮亮的架子床、大衣柜等各式家具，床上挂的雪白蚊帐，放的大红被套、厚重棉被，柜里挂的绿衫翠袄、红袖紫裤，以及堆的棉鞋丝袜，证实了她最初的判断没有错。媒婆没有骗她，父母没有哄她。当我父亲揭开她头上的红盖头，她的目光与我父亲的目光相遇，她娇羞的脸与我父亲兴奋的脸相对的时候，她心里更是喝了蜜一样的甜。她的郎君的确是她想像中的美男子。她感到了木板瓦屋的温暖，她感到了小茶馆的可爱。这一夜，我母亲依偎在我父亲宽厚的胸脯上，睡得格外香，睡得格外甜。半夜，她还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木板瓦屋加宽了加长了，屋脊装扮成一条龙，龙头向南，龙尾在北，金碧晃眼，腾空欲飞。小茶馆变成了大酒店，从早到晚，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路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用餐，全家人忙上忙下，红红火火。屋后，莲荷飘香，鱼虾成群；屋前，猪牛欢唱，鸡鸭起舞。早晨起床，我母亲面对洞庭湖上冉冉升起的那一轮鲜红鲜红的太阳，面对洞庭湖上闪金亮银的波光，她笑得很甜，她笑得很美，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和她的郎君一起实现她昨夜的梦。吃了早饭，她辞别了公公婆婆、祖公公祖婆婆，还有小姑子，还有喝喜酒没有离去的远路亲戚，和我的父亲一道，由媒婆领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回李家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娘要由新郎陪了，带上烟酒，带上鱼肉，回娘家看望父母和家里人。这叫“回门”。按祖辈传下来的规定，新娘回门不能在娘家过夜，小两口必须当天回到自己的洞房。这天，那轮鲜红鲜红的太阳转过洞庭湖，挂在武陵山尖尖上的时候，我的母亲喜滋喜滋、融暖融暖地返回她的小茶馆，跨入她的洞房，瞬间，她像一根杨木桩，僵直地立在门口，不会挪移。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鲜红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她没有走错门。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红黑绿蓝青黄紫分辨得一清二楚，她没有花眼。她定定神，静静心，再仔细打量她的新房，她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那些洋溢着喜气，闪烁着亮泽的新家什、新衣被、新用品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旧木板床，一只未曾油漆的圆桶，床上挂的是补丁压补丁的蚊帐，垫的是抹布巾一样的土织布被单，盖的棉被是黑黑的、绉绉的。她顿觉受骗了，被哄了，她恨不能大哭一场。她要跑回自己的娘家。她掉转身，欲出门，看见我的父亲满脸羞惭地望着她，看见我瘦弱的祖母眼泪汪汪地朝她伸出挽留的双手，看见我瞎眼的曾祖父咚地一声跪在了她的面前，看见我姑母和我的曾祖母在一旁搂着哭成一团。我的母亲止住了脚步，我的母亲抹干了泪水，二话不说，返身走近那张木板床，伸手铺平了那张抹布巾似的床单，叠齐了那猪油渣样的棉被。李神医家的那个人见人夸的清凤姑娘，命运注定她落在了杨家这栋低矮、空荡、寒酸的木板瓦屋里，过起了吃了上餐没有下餐，有了烧柴没油盐的日子。
自我懂事以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总是在我们最困苦，或是最畅达的时候，讲起这段往事。每次讲起，都是喉咙哽哽，眼睛汪汪。我们每次听来，不但不腻味，不但不厌烦，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感受，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遇到困苦，我们不低头；有了畅达，我们不神气。对穷人，从不欺负；对显贵，也不奉承。杨氏家族在旧社会深受的苦难，成为了我们后一代人人格力量的源泉。
可见，我的父亲那时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除了那栋低矮的木板瓦屋，除了那片可种植30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再无别的财产。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划为贫农。我的父亲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手中分得了田土、湖场，分得了耕牛、渔船，他像餐餐喝了酒，天天吃了蜜，英俊的国字脸，从早到晚红扑扑，乌亮的大眼睛，从晨至暮笑眯眯。
湖上驾船，他唱渔歌。
田里掌犁，他唱山歌。
熬过严寒的人，倍觉春天的温暖，忍受黑暗的人，方知太阳的光明。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挺胸抬头，扬眉吐气。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有吃有穿，兴旺发达。他不与共产党亲，他与谁亲？他不跟共产党走，他跟谁走？天地良心，他只有把自己的一颗心和那一百多斤全部交给共产党，他才不是昧良黑心，他才没有忘恩负义，他才真正对得起共产党。
所以，从土改那阵开始，我年轻热血的父亲就咬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员，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
我的父亲咬定了这个目标，便以他洞庭水乡农民的思维、农民的方式，农民的行动，进行苦苦的追求与奋斗。
四
父亲深知，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吹来的，不是唱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共产党里头的人，都英勇善战，敢作敢为，都能舍小家，为大家。他还像以往那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只为自家油盐柴米想，只顾老婆孩子乐，就不可能成为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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