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必须承担的重活，她也不让我干。买煤、买米、吊窗帘、装电扇……都是她一马当先。夏天常常停水，要从机关食堂往三楼上担。我每去做，她就阻拦，说：“你忘了医生的话。干重体力活，有震裂脑血管的危险。”她抢走水桶扁担，独包独揽。她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喝糖水水长大。她能干这样的重活、累活，外人很难相信，而她的的确确这样干了。
我是放牛娃长大，地道的农民气质，生活、消费，跟不上时代潮流，对购衣选物之类的事，毫无兴趣。好多细心的男人外出，总要替妻子捎回一两件、甚至更多的可心物，可我不会。恋爱时，她一次嘱我买凉鞋，一次嘱我买围巾，我都未能完成，她盯我一眼，笑我“小气”。时间长了，她了解了我的个性，从不见怪于我。有时，实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机添置点什么，她便开出清单：规格、型号、价值、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有次，她嘱我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我直奔目的地，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我不知怎么才好，请教营业员。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以为我不怀好意，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我好害怕，额头暴汗，赶忙掉头就走。回家对妻子说了，她笑出泪花。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那年冬天，我和一位好友出差，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好友的妻子一嫌贵，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就卖了出去。她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她舍不得卖，每到过春节时，她都要穿几天。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款式新，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抵达福州时，福建女作家、我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她收到后，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我试穿过了，很合适，很好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可见，我给她的太少，她给我的太多。
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时，她对我的爱，她对我的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我们分居异地，天各一方时，这种爱，这种情，似乎更浓烈，其表现形式也更特殊。
那年，我从汉寿县文联借调到湖南省《小溪流》编辑部工作，她除了每周给我两封信外，每隔天还要打一次长途电话，千叮咛，万嘱咐，天阴了，要加毛衣，秋季，要多吃鲜鱼，多吃扁豆炒肉，不要因物价贵舍不得花，身体是本钱。一日凌晨，电话铃响，我正伏案写作，忙抓起话筒，一听是她的声音，以为家中出了什么大事，心儿跳到喉咙口。其实是她对我突然袭击，检查我是否照她规定的每晚不超过十二时睡觉。我撒谎：喝多了水，起床小便。她才没往深里追究。我爱吃鱼，爱吃辣椒，爱吃花生米，她用瓶子、盒子装了，不断托人捎到我手中。她单位的小车司机小何，简直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一日，阳光正好，我小弟杨远泰驱车300多华里从汉寿来长沙办事，跨进编辑部，迎面递给我一只保温瓶，我奇怪，打开一看，里面满满的盛着热气腾腾的清炖鳜鱼。汤汁雪白，香味扑鼻。小弟说：“姐姐给你搭来的。要你趁热吃。”他们尊敬她，不叫嫂嫂，叫姐姐。知我者莫过于妻子，爱我者莫过于妻子，只有她才知道我最爱吃清炖鳜鱼，只有她才想到我单身在外，没有锅灶，将现存的，热腾腾的捎给我，立竿见影，一饱口福。鳜鱼，在长沙几乎见不到，在洞庭湖，在鱼米乡，也极少有，不在农贸市场转十圈八圈，是不可能遇上的。为了给我一丝清甜，为了给我一份幸福，她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功夫呀！
198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离她更远了，团聚的时间更少了。这对她对我，都是痛苦，都是折磨。但为了事业，为了理想的人生，我们不能不作出这种选择，不能不承受这种痛苦。她害怕我在洋学堂里显得窝囊，她不愿高等学府里的人嫌我土气，时新款式的毛衣毛裤织了一件又一件，高级西服添了一套又一套。我反对。她瞪大眼，说：“男人衣，家中妻。丈夫是妻子的一面镜子。你要丢我的丑是不是？”我的同学们尝了她做的腊鱼、腊肉、油炸鱼、辣椒酱、扎辣椒、咸鸭蛋，无不张嘴称赞。
我和她的这种情，这种爱，是从恋爱时逐步发展起来的。1977年秋天，我躲在西洞庭湖畔一安静处所闭门写作。她工作的地方离此二十华里，乘机动船一天可往返两回。她克制见面，目的是不干扰我。姑娘的爱情，总是要有所表达，她到一家梨园，亲手从树上选摘一百只硕大金黄的梨子，为防止腐烂，用一只箱子装了，撤了层层谷壳，密封、钉牢，托人转我。艰苦的创作中，这一百只梨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源泉。不久，她得知我的创作告一段落，便电话约我去看彩排。这台节目，由我编创，由她导演，初次登台与观众见面，我和她的心情是同样激动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得到观众的承认。我抄近路步行十几华里，赶往演出地点。中间，要横过那条两华里多宽的大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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