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是么得家伙。后来又搞下去了，通过郭连贵的关系，到七一机械厂当了个什么官。1962年过苦日子，他干脆跑回北方去哒。后来又通过郭连贵，到汉寿粮食局当一般干部，后来当副局长。他因为结婚，吃了几箩筐橘子，《滨湖报》登文章通报了他。那时候是穷光荣啦！
我过了汉寿，王富川没有来唦，就把我安排到文教科工作，搞了一个月，调查沧港完小一宗案子，女老师搞女学生。1955年9月份，派我到毓德铺区公所搞办公室。黄新樵当区委书记。黄新樵对我说：“关于你入党的问题，我已经呈报到县委组织部去哒。”过了两个月，组织部给个回信条条儿，他又给我看，上面写的：“该同志还可以考验考验！”俺那时几也是不懂事嘞！张树冲送了一个犯人来哒，打起灯笼火把送来的。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开收条，把犯人关起来。送犯人的几个人要回去，说是路上危险得很，要借两条枪。我就找妇女主任、区委委员饶冬梅商量，她就同意哒，借了两条枪给他们。第二天黄新樵回来哒，我就向他汇报，哎哟，他不恶言恶语批评你，总是那样默默念念起去，什么警惕性不高，什么要是坏人怎么得了。后来饶冬梅告诉我，黄新樵也这样找她念了一餐。只有一宗事我硬一滴滴儿都不晓得。那天晚上，我歇到床上，只听到哼哼喊喊，第二天起来拿个脸盆去厨房打水，哎哟，我的天啦！一根柱头上捆一个。四合盘的屋啦！根是根柱头上捆的都是人，一二十个。这只有武装部长、特派员一些人晓得。
一回吃夜饭，只听到喊犯人跑哒，放下碗筷就追。犯人双手捆到的，绳子没有散，跑俺不赢，抓到哒。
区委办公室的事多得很，一天忙到晚，跟而今比，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事。收、印、发文件，处理民事纠纷。冒得一样事不搞。我处理过一宗离婚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同一个二十一岁的男的结婚三年，男的要离婚，女的说我离婚了怎么搞，伢儿得何个养，我说：伢儿你带到，男的出钱。
这样搞到1956年6月份，我调到了县委会办公室，开始安排我搞统计，表头表脑，处理人民来信。就是而今信访办的前身。10月份，就到省委党校档干班学习档案学，学了两个月。清理档案，搞了一年多。这我就开始读书哒。1954年7月到1956年6月，没有读书，报纸都没有大看。忙于杂七杂八的事务。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党校有个图书馆，我就借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读了鲁迅的日记，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在这以前读的小说只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阿q正传》英语本，丁玲的《在病院里》，没有读其他的东西。《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没有读完，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看过戏。这年从党校一回来，我就读书，躲到废文件堆里读书，反正就我一个人。一天也还是清一点档案。那就读了一点书啦！《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一接触文学作品就想写，订了《理论学习》《文艺学习》《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等。一年十二个月，尽是读书。那一年是我的转折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横直不做声，耐起我讲，我也不讲。到了这年冬里，郭迪前就安排我跟到县里的副政委、组织部长詹顺初跑。詹顺初在新兴调查粮食情况，他手边没有人，郭迪前就派我去。煞黑的时候走到了沧港，从沧港走到新兴公社，经过一座无人烟的莲湖，好多坟山坪，到那里搞调查，肖广义去哒，调查哒就要我写材料，叫做什么《新兴乡的粮食调查情况》。反右运动我成了积极分子。就因为我没有发言，没有给党提任何意见。1958年元月，我调到《汉寿报》，搞了三年，这是短命的三年，没有读好多书，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写文章，编文章，校文章，没得一下下儿休息的。其中一年挤时间都只读了《红楼梦》。
我这个经历告诉你有好处，好让你坚定搞好创作的信心。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没有用到创作上。26岁以前还没有真正读文学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从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虽然忙得很，但因为编报，锤炼了文字功夫。这三年当中也读了一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青春之歌》《红岩》，读了两个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赵树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几十幅，《湖南报》《湖南教育》《滨湖日报》都登了。1961年4月《汉寿报》停刊，我就到了县委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搞通讯报道，到1963年称为县委通讯组，其名是组，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到报社的时候写日记，断断续续，写得很简单。一到通讯组，没得那样忙哒，天天坚持写日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了100多万字的日记，被烧掉了。高志文当报社社长，那个人一年四季不讲一句话，同这些人没得来往的，孤僻得要死，难得摸到他心里的底。不过他还正派，讲原则。虽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他工作硬是觉得没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书看报，审下下稿，没得么得文字功夫，不过他还稳当，稳当有余。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
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