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王仲德传》云：高祖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傅会之语，初非其实。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铁弗氏必不敢动。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赡落。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见第五节。）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圾城主黑弰公（即于栗磾。）游骑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阳东北。）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救军至，诸亡命乃各奔散。盖遗黎之可用如此：关中诚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汉人之能为国宣力者实更多。即戎夷亦非无可用，此又证以后来柳元景之出师，盖吴之反魏而可知者也。义真之归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乃改除扬州刺史。毛德祖全军而归，以为荥阳、京兆大守，寻迁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审矣。郑鲜之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盖至此而徒保河南，弃置河北之势成矣。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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