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梁武代齐
梁武在雍州，颇饬武备，（《本纪》云：至襄阳，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及建牙，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然其地距建业远，且荆、郢扼其冲，使荆、郢与建业同心，武帝虽有雄图，亦未必能有所为也。乃荆州旋与之同，而风云遂急。此则当时事势之艰难，不能不为身当其局者扼腕者矣。
萧懿之死也，东昏侯先遣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刘山阳，（巴西、梓潼，皆见第三节。）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伏兵斩之。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梁书·颖胄传》云：山阳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呼席阐文、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忱传》语意略同。）既畏襄阳，复虞建业，此为荆州同雍之实情，而山阳之畏懦不前，亦有以授之隙。《梁书·本纪》云：高祖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谓张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书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疑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一似颖胄、山阳，全落武帝度内者，此则夸侈附会之辞，非其实也。
颖胄既杀刘山阳，乃传檄京邑，声东昏侯之罪。以梁武为左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梁书武帝纪》：颖胄使告高祖：时月失利，当须来年二月，乃可进兵。高祖答以“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一时骁锐，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然高祖实仍至明年二月，然后进兵。而《纪》又载曹景宗及王茂，劝迎南康王于襄阳然后进军之说，则荆、雍兵之东下，并不甚速，且二州间亦不无猜疑，惜乎东昏之无以乘之也。永元三年，（即和帝中兴元年。）宝融称相国。三月，称帝于江陵，是为和帝。以颖胄为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
梁武帝（464—549），即萧衍，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
梁武帝以二月发襄阳。以王茂、曹景宗为前军。时张冲为郢州刺史，东昏遣薛元嗣等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竟陵大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留守鲁山。（竟陵，见第二节。）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赍颖胄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高祖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厌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搤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已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诒其忧？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诒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静镇之耳。”此言缘饰非事实。《南史·吕僧珍传》言：武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则当时实有情见势绌者。盖武帝之顿兵汉口，非徒与敌争锋，亦欲自通运路。济师益饷，持此为枢，势固不容轻释。然顿兵坚城，实犯兵家之忌。敌军援至，锐气方新，决战既无必胜之机，出奇又苦兵力不足。使不能一战而胜，成败正未可知也。子阳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州带水，筑栅垒以自固。（加湖，《南史·韦叡传》作茄湖，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房僧寄死，众推助防张乐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等袭加湖。子阳大溃，窜走。众尽溺于江，茂虏其余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张乐祖、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先是东昏遣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加湖之捷，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说伯之。反命，求未便进军。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八月，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梁书·张弘策传》曰：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直指京邑。以计语弘策。弘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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