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大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此为井田废坠以后疆理土田之一大举。其所由然，则与豪强争民也。均田之制，与三长并行。三长之制，《食货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大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则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则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案耕牛一头，所出当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则为帛二尺，粟一斗。《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请分典虞、右典牧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无全取之如前所言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计，则牛力五倍于人矣。故魏之所取于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则一丈，奴婢八之一则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冲传》云：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不以为然。大尉元丕，则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众又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驳之。大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但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案《食货志》言：大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商务印书馆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录元文耳。）
《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盐井而外，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已见上节。又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奉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种，几月当收；安识世闲余务乎？”（《涉务篇》。）然则江南士夫，其于田业，实远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传》：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即之推之说之证也。前节所引沈庆之、虞悰等善于经纪者，盖不多觏矣。然虽不自经纪，而务广其封略者仍不少。《梁书·后妃传》：天监十一年，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大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此其一事。此或出于保守先业之意，然亦有借以营利者。《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谓：“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详见第四节。）而江夏王义恭谓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义恭以是驳灵符，适足证山阴之田，尽为豪富所擅耳。《晋书·隐逸传》：郭翻家于临川，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又可见荒瘠之区之无人过问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泽，占据尤多。《晋书·职官志》言：“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则山泽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历代有之。如《元帝纪》：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宋书·武帝纪》：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即义熙九年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书曰：“州、郡、县屯田
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