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是时之言玄学者，率以《易》、《老》并称，（梁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即可知其兼通于儒，匪专于道。少后，佛家之说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学。三家之学，实已渐趋混同。中国向来，宗教、哲学，与人伦日用之轨范，并不分张儒、释、道称为三教，并行不悖，正以其名虽异，其实则无大不同耳。然斯时史籍所载，仍有所谓儒家之学者，与释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欤？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两派：一派好讲原理，寖与释、道同流，又一派则仍守其汉末以来，支离破碎之旧习耳。先秦诸子，本皆志在经世。汉武以后，儒家独盛，思自效于世者，自无不兼通其说。即儒家，亦或兼采异家以自益。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论议，犹各执所见不相中，逮新莽变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管，则儒、法二家，寖合为一，即其明证。然学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无不与社会组织不相容，说虽不同，其为不可行则一，故新莽变法，卒至败绩。自斯以后，学士大夫，乃觉皇惑无主，不敢复言经世；有言之者，则皆昧于情实，泥于古人之迹，谓践之即足以为治。加以积古相传之迷信，至汉末而大张。新莽既以之图篡，光武亦借以惑民，图谶之说，遂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将褰裳去之。此玄学之所由兴。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自有守旧而不变者，此则当时之所谓儒学也。故核其实，当时之所谓儒学，实只前此儒学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揽其全也。
此派之锢蔽，果何如乎？《隋书·经籍志》引《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之说，而訾当世之学者曰：“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此与汉世碎义逃难，徒争胜于口舌间者，又何以异？《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周书·儒林传论》云：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胃，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其言，与颜氏此论相发明。）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当时经生锢蔽之状，可以想见。盖世自有不知体要，妄矜博洽，实极固陋之人，此时皆归于儒，遂致其术一蹶而不复振耳。《旧唐书·儒林·徐文远传》云：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大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已先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所知悉是纸上语，此其所以施之世务，无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书·儒林·房晖远传》云：晖远以隋高祖时，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江南、河北之说，晖远果能皆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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