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镇静剂，效果不错，也没什么副作用。”我说。
可李咏霖的声音似乎强作镇定，电话里还传出一阵笑声，好像把我看成是个善良却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谢谢你，艾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没有心烦意乱呀！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烦心。”
“很抱歉，李哥，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拒不接受帮助，我又没说你需要看病，只是力所能及地给你些帮助而已。谈一谈，有什么坏处呢？”
“不，”他毫不迟疑地反驳说“艾先生，你大概是弄错了，不能把杨洁和我相提并论。我和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是水还是火？”这一刻，不知为何他突然爆发出一种匪夷所思的幽默感。
我反问道：“你还爱着杨洁吧？”
“不不！爱，还有什么爱可言？”他立刻否认，并且信誓旦旦“你这么想可不对，艾医生！”他突然这样称呼我，好像在心理上把我推得很远，顿了顿，他又说“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责任，又有多少是从需要出发的。我好像需要承担对杨洁的负担。也许这是你没有小孩的缘故，你很难理解。原因何在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出于一些原因，才坚持希望杨洁能好起来。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误会，我和她玩完了！彻底玩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不下去了，也说不上还有什么爱，她能被治好，孩子能有一个正常的妈妈，那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我会尽可能躲着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花费财力精力想要治好她，就是为了躲着她？如果是这样，那干脆让她自杀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我承认自己这个念头有些不人道，但事实就是如此简单。杨洁的死与生，好像只是存在于李咏霖责任感里面的一部分，至于孩子，仿佛是在混淆视听，我很怀疑对普拉德威利症患者而言，妈妈是不是真的能有什么影响——何况，李咏霖显然不希望杨洁接触女儿。
我沉吟一阵，打算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李哥，你在逃避问题。我并没有和你讨论杨洁的病情，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需要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要是你不信任我，安排别人也没有问题，但你确实需要这种帮助。”
而李咏霖威风地宣称：“水到头来干涸在泥土里，火熄灭于柴火堆，废料全被扔进了垃圾箱。心理学是那么严谨的科学吗？说真的，艾医生，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但是我知道你能力很强，才认为你能帮助杨洁，而不是让你来帮助没病的我，这有点儿像是无病呻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把话说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胡言乱语，我听到话筒里一阵急促的喘息，他在考虑着如何才能收场。
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对我说话是不恰当的——我会不会怒火中烧，因此起了邪念，去恶意影响他的前妻？
这番担心是多余的，我早就习惯了，所以我抢先说道：“没关系，李哥，随便您怎么说吧。请记住，如果有一天需要帮助，就联系我吧，这句话一直有效。”
我们像敌人似的，假装握手言和，很友好地道了别。
挂上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
我回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实习的日子，有一天，派出所送来个贪杯的酒鬼，三天没进食了，虚弱得厉害，高烧40度，脉搏每分钟155，并伴随严重的脱水。这个酒鬼神经兮兮，或者是烧得糊涂了，始终认为医院是日本的杀人营，所以他打骂医护人员，粗言秽语不堪入耳；他坚持要逃走，认为那是逃出杀人营的唯一活路。
我们该怎么办？任由他跑出医院在大街上晃荡，直到痉挛脱水而死？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强制安排住院，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最后把病治好？
用不着太多讨论，谁都知道后一种做法是合适的。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不接受医生诊断，但他病情的严重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医者，我们都知道，他看不清事实真相，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
很遗憾，大多数医院以及我本人，并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这也是件好事，可以因此避免其他被屈送医院的事件发生。可任何决定都是双刃剑，有利则有弊。
我开始思索另一件事，李咏霖拒绝我的帮助可以理解，但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出人意料。他到底是在坚持什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泛滥，还是他过分强调责任感的体现，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难以启齿。
或许，他和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没有离群索居，都住在城市里；他们也许富有，也许贫穷；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大字不识；他们不大引人注意，没有贴上伟人的标签，都是货真价实的小人物，没准是老师、警察、技术工人或者李咏霖这样的私人老板。
我感到可悲，他们都一样过分强调责任，背负了太多东西，却不愿意相信别人，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这有些可笑，在这个男性基因逐渐萎缩的年代里，他们身上的男性品质却日益得到彰显——或者自认为是在彰显。
有些生物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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