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 the tall 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3个月。
4）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5）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6）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7）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都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利益、是否合算、谁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点钱。
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行径”。
因为达莱尔，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国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杀中，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回国之后，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开煤气自杀身亡。
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这些善良的人，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五】
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赞扬、描述他们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姑娘，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迫于种种压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那么一切结束之后，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会弥补吗，如何去弥补呢。
所以有了这篇文，四月间事。
其实算是给女主开了挂，很多她的前辈，比她年长、资深、更清白，像达莱尔、魏特琳，都过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来结束一切痛苦，她怎么过呢？
有时候写小说，会想当然，设置一方背负重重苦痛，遇到真爱的人，完成救赎。
但事实上，人生比小说复杂的多，不是所有救赎，都能用爱情解决，战甲一直都在，有时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卢旺达事件最终有转机，不是因为国际社会重拳出击，而是图西人的爱国阵线打了回来，胡图族人觉得惶恐，害怕遭到报复，于是大规模逃往邻国——“跨越边界前，在路边丢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长矛”。
即便岑今没有遇到卫来，她也终究会让事情水落石出、让该报应的得报应。
卫来的出现，只不过是让结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许多的卢旺达，没有真实事件那么绝望——死亡人数减到20万左右，不少国际组织和志愿者都留下来保护难民，建立了保护区，战后上帝之手要求对战犯追责，甚至可以有国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说过，真实的卢旺达，大量战犯外逃，政府预测替死难者讨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战犯得到其它国家庇护，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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