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存在白，黑就没有意义。如果崔建军没有听见披头士的歌声，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团里吹革命歌曲。一旦领略过真正的音乐，他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旋律再也提不起半分兴趣。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期：他过早地意识到自己是一颗种子，浑身都是破土的热情，可若不想在寒冬死去，就只能默默忍耐直到春天来临。春天是个多么虚妄的词，歷史的气候不按时序更替，那些在1950年渴望解冻的人，二十五年后依旧没有等来春风，在这里，头脑发热的血雨腥风才是常态。这些苦闷没法轻易诉说，身边的人们还在沉睡或者装睡，叫醒他们太过危险。戴上耳机，暂时从红绿两色的世界逃离，补习班学的单词一个个从嘴里蹦出来，起码他还有事可做，已经很幸运了。
也不是没有人和他交流。他能和张领分享耳机，碰见刘悦的时候同她聊两句新近听到的歌。他借此试探过她的反应，刘悦没有对送磁带的事表示更多。「为什么我要帮他跑腿？我不是他的附庸，他要给你，那是他的想法，和我没关系。你是没去过好玩的地方吧，哪儿不比那些人进进出出的开会有意思？」
建军只能应和她，显然他们不是一种状态。刘悦很容易看到电影和书，窝在自己寝室当然比在父亲的办公室放松；不过这对崔建军来说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他以前也就沾过空军文工团的光，听几首古典乐。他没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爸偏偏要给我？只是刘悦肯定懒得回答这个问题，他也不自讨没趣了。
时间过的既快又慢，他没想过为什么刘首长明明工作缠身，还能固定抽出一下午陪他坐着，而他们的交集也不再囿于办公室，顺带一起吃饭散步变成常有的事。建军一开始很紧张，耐不住刘源强拉，他不情愿地跟着去了。饭菜当然比团里的美味，又是长身体的时节，刘源看他一边克製一边咽口水，好笑地给他多拿了两个碗打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得自己当家作主啊！」一来二去，他也不再推脱。食堂不乏向首长问好的军官，不过他们都以了然的目光看向崔建军，用夸刘源儿子的口吻顺带夸奖他。从那些夹杂着疑惑和羡慕的眼光不难看出，自己已经冠上了副司令女婿的名头，他只能訕笑着接纳这些误解。
首长说，他们是朋友。朋友是开放的，不求门当户对，只要合的来，谁都可以成为朋友。以这个角度看，他和首长走到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事。建军不用斟酌用词，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刘源放下笔，认真倾听他的诉说。他既不嫌问题幼稚，也不随便用级别压人——每次刘源用命令的口吻，都是因为建军不愿收那些花样繁多的礼物。他左提一箱牛奶右带一盒糕点回去，吃不完的都便宜了张领，那家伙自从沾他的光，再也不八卦了，这点倒是不错。
交流不只限于生活琐碎，从摇滚乐这个带有禁忌意味的词开始，语言的大门彻底敞开。首长和父亲学过一段笛子，在音乐方面没他专业，不过也懂的不少。也许是看他喜欢摇滚，书架上添了许多外国音乐乐器的书籍。建军为这连着好几晚通宵翻阅，刘源见他气色不好，勒令他把摇滚的书留在办公室，别把身体弄坏了，这么做的结果是他跑来司令部的频率大幅增加。刘源不觉得他烦，有时建军看他忙，自己一个人默默翻书，两人互不干扰。除了摇滚，他也是第一次看见尼采、索尔仁尼琴、萨特的名字，密密麻麻的铅字点燃了沉寂的黑暗，他才发觉除了自己脚下的路，身旁还有茫茫的旷野。广阔通衢和羊肠小道星罗棋布，大家走着自己中意的那条，这世界上原不是只有一条路的，也不一定要往前走。拋开那套熟悉的革命语言体系，一个崭新神秘的天地朝他敞开怀抱：他靠诗人笔下雋永的意象和几张黑白插图描绘千里之外的天地，即便没去过美国，也有一个属于他的加州在脑海里浮浮沉沉。
首长的眼镜是有由头的，随便取一本书，字里行间都有勾画批註。崔建军顺着圈圈点点看下来，就像首长陪他一起读一样。他不时被笔记逗乐，刘源抬起头问他笑什么，他把那段话念出声，之后他们都忍不住笑起来。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首长给他解释，再从书架上找出几本让他参照着看，比他闷头一个劲想方便不少。
「这么多带子，还没哪首歌把笛子放里边过。」
「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民乐，这种歌只有靠我们自己写，」莫名的豪情充满胸怀，建军朝对方发愿：「以后我写一首带笛子和小号的歌，这样就可以一起演啦！」
「好想法。那我等着小崔同志的大作了……」
溺水者对浮木的情感能称之为爱么？这个问题需要分类讨论。获救者上岸后或者怀有淡淡的感激，或者拋之脑后；而当他还在水里挣扎，在求生欲的挤压下，那根木头就是他所能看见的全部，除了紧紧抱住它，别无选择。这样唯一而炙热的情感，算不算爱？十八岁的小号手没有考虑这些，因此，二十八岁的摇滚歌星会对1975年的一场暴雨记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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