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媒体上铺天盖地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来势汹汹。
虽然法律没有改变，但在舆论中，私营经济成了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们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本来私营企业就战战兢兢。那时候流行一句民谣：“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一看报纸，不得了，于是一些人转向国外办起了企业并设法弄到绿卡，回国来揣着绿卡一边经营一边观望；另一些人不得不“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戴上“红帽子”……
明明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偏偏要顶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集体没投一分钱 ，这就造成了产权关系和司法解释的混乱，导致无数纷争和悲剧。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逮捕并判决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
自已分掉自己赚来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因为你戴着“集体”的红帽子。
河北一位私营企业家，因为“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热心的律师和记者为他鸣不平，说“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国企人员私拿公款，而这位企业家是无业人员，犯罪主体资格不符。又说他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的“四自”，国家和集体没投一分钱，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他的钱是自己经营所得，不能定为贪污等等，但是没有用，还得在狱中服刑。
《中华工商时报》1989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四百万。”
新华社办的《中国记者》月刊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这就是当时的舆论环境。
那就先做下来（捉虫）
舆论压力已经转移到校园。
作为当初的风暴中心, 这一年新入学的大学生们都被集体拉去军训一年。而学校新的领导班子也相当紧张，生怕再出事儿。
李东方当初风头太劲，算是校园领袖之一, 不然也不至于被抓进看守所。毕竟看守所空间有限, 不可能关那么多人。
现在，这个家伙明明已经研究生毕业, 不老老实实回乡报到不说, 还在学校里游来晃去，纠结一帮学生凑在一起，想干啥？
尽管李东方解释了他就是单纯地在做程序，但校方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坚持让他赶紧走人。
争执之下，双方大吵一架, 连李东方的导师都被牵连到了。
余成过去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喝得一塌糊涂, 因为是从前晚开始喝的。
至于徐文文，这个姑娘带着队伍去外地跑业务了, 根本顾不上管这茬。
周秋萍看着李东方醉醺醺的模样, 十分无语地看着余成：“你把他捞过来怎么办？晚上睡哪儿？”
余成也头疼：“学校不让他呆着, 我也不好把他丢在那里。现在晚上气温低了，万一冻出个好歹来怎么办？”
他本来想的挺简单的，他估计曹总不会在周家一直待下去, 那就有一间空屋子可以暂且收留李东方。
但他没想到，就一天的功夫, 家里又多了两个小伙子, 所以才这么尴尬。
周秋萍捏着鼻子让余成把李东方先挪到前面的小楼房里, 抱怨道：“你把他拉去何谓那里也好啊。”
反正何谓的四合院大, 他本来也把房子当成招待朋友的地方。每间屋都有床榻，不管哪个朋友过去，都不至于让人睡地面。
余成看了她一眼，咽下了到嘴边的话。
他把人拎过来，一方面是担心周秋萍有要紧的话和李东方说，另一方面则是他已经一天没见到她人了，他很想看看她。
即便什么事都不能做，光是看看，他也能够生出种满足。
有的时候，人饿久了是不能吃到甜的，否则，食欲一涌上来，就再也压抑不住。
楼房以前是茶楼，屋子里留下了不少大桌子。周秋萍把桌子拼到一块，招呼余成把人放上去：“就这么凑合躺着吧。你等等，我去弄点被子过来。”
阿妈搬过来时，秉着赌气的心思，啥东西都没留下，就连旧被褥也一并搬了过来。这会儿刚好派上用场。
周高氏在房里陪着两个孙女儿呢，看女儿来来回回，忍不住叹气：“这个小李也真是的，咋喝成这样了？”
得亏小家伙们的睡眠好，不然早就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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