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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308节(1 / 4)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温州的经济发展,姓社姓资的议论一直很激烈。1989年风波以后,关于温州的争论更加公开了。又有人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中央调查。这次是□□研究室的黄家全、李小明两位同志下来。我陪着他们调查了八天。调查结束时,他们向我透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有人举报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的模式,说温州“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特地提醒说,你要小心!那边妓女、流氓很多啊!过来看了后觉得温州蛮好的,不像举报信上说的那样。第二件事情是,黄家全说,老宋啊,你这个股份合作制非常奥妙!股份合作制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也可以,你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起来。一是可以讲是增强集体经济;二是给了农民群众实际的利益。

后来他们回去,写了一份《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明确地肯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并建议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从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决。总理看了后,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十分感兴趣,要求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总理阅后批示:比上一次调查已深入一步。股份合作加强管理很有必要。

股份合作制:公私兼容

上个世纪8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很吃不开,一有风吹草动,总是先受到打击。1989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的国有市场和大商场,本来有许多温州人在开店、承包柜台。由于政治气候和企业性质问题,大部分温州人被赶出来,不让经营了。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商场都是国营企业,要姓“公”的企业才能经营。这些温州人只得灰溜溜地回来。我得到消息后就去了解。被赶回来的人诉苦,别人说我们温州都是个体、私营企业,不愿跟我们合作。我就问,要怎么样的企业才能合作?集体之外,合作制也可以,只要属于公有制的都可以。那好,我们这个股份合作制也是合作制!1989年11月的时候,我们召开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股份合作制它既不属于一般集体制,也不属于完全股份制,而是一种新的合作制。当然,所谓“规范化”,就是统一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是集体(合作)。这个会议开了以后,有的地方反应很快,如永嘉桥头工商所,重新发了“集体(合作)”的营业执照。新执照一拿到北京,北京人很开心,直说很好很好。后来大批的温州人又回到北京,进入大商场去了。

为什么要在集体后面加“合作”呢?当时企业性质分类没有股份合作制这一名称。因为没有,所以跟人家不好说,工商部门不好登记。同时,加上一个“合作”,也与一般集体加以区别。这样搞,不是故意编造起来的,为了使股份合作企业从无序向规范化发展。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打下擦边球。

温州成为试验区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工作小组。根据全市规范化的部署,苍南县派工作组去桥墩啤酒厂,帮助这个厂搞管理,组织制度建设,并以桥墩啤酒厂为蓝本,然后弄出二十条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章程。1990年国家农业部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附了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章程,就是参照桥墩啤酒厂的。1990年后,温州全面开展企业股份规范活动。1991年7月15日到21日,这是段特殊的日子,全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到会有全国各地代表、专家学者180多人,集中讨论温州股份合作制的事情,结果认定这个模式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就这样,温州的股份合作制走向全国,影响各地。

多开几家店

周秋萍自己也是头回搞合作制, 规矩自然摸索着来。

现在没智能手机搜索引擎,上网一搜啥都跳出来。现在跑去温州查资料肯定不现实,最好的方法便是找人问。

吴康出面请那几位温州商人的客, 仔仔细细地询问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到底怎么搞。

温州人擅长社交也出了名, 即便是萍水相逢,人家也事无巨细,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得一清二楚。

曹敏莉和苏珊原本在和中人谈商铺, 这会儿也竖起耳朵听。苏珊奇怪周秋萍为什么会突然间对股份合作制如此感兴趣。曹敏莉却心中有数了,这位周同志,是想曲线救国啊。

真应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她笑着摇摇头,继续询问中人:“这店铺周围环境怎么样?”

周秋萍和吴康榨干了温州商人肚子里关于股份合作制的货,又叫上卡拉ok房的服务员领班和后厨负责人等部门头头,简单说了下这事。

“有一条, 为了店里的正常运转, 大家吃干红但不能干涉日常管理。要是后面感觉不想干, 可以退股,但只能卖给我。我会按照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算钱。比方说投了一百块, 过了两年觉得不行, 要把钱拿回去, 银行两年定期存款多少钱我就掏多少钱。”

领班和后厨负责人都暗自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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