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彼此沉默了会儿。
水墨恒开口问道：“先生什么态度？又基于哪些考虑？不妨直说出来。”
张居正点点头：“好，咱俩要坦诚嘛。第一、我从未打算调魏学曾回京；第二、他官阶太高，正三品，人事上不好安排，若只是个小官儿，随便插哪个部门都行。”
“先生能否放下过去的成见？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将魏学曾调回京师，对先生大有好处。”
“哦？是吗？说说看。”张居正一副不以为意的神情。
“首先，魏学曾是个有魄力的人才，这点先生得承认吧？眼下改革正处攻坚阶段，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奇缺，先生若不计前嫌，将魏学曾纳入自己的阵营之内，将拥有一位得力助手。”
“我看未必。”张居正摇头，将信将疑。
“六年前是未必，那时魏学曾不相信先生比高老强，可时至今日情况大不相同，先生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有目共睹，魏学曾也深深佩服先生治理国家的才能。我敢保证，只有先生请他回来，他一定鞠躬尽瘁为国效力。”
“还有呢？”张居正问。
“先生不得不承认，改革途中得罪了许多人，也遭遇到他们的炮轰，其中一类人是权贵阶级，因为先生利用国家强制性的手段瓜分了他们部分既得利益；而另一类人就是高老曾经的门生故吏，他们无论有能力还是没能力，被打压被贬黜的居多，可以不夸张地说政治前途一片灰暗。”
“反对先生改革的，基本上就是这两类人。而先生与第一类人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因为改革必定要触犯他们的利益；但先生与第二类人之间的矛盾，我想只要先生肯降低姿态拉下面子，相信很容易改变，因为他们之中真心想为国家效力的大有人在，只要先生愿意给他们机会。”
“如今，高老已然作古，而先生的能力又被世人认可。吕阁老即将致仕，他生性本偏向懦弱，大政方针上从来都与先生保持一致；而张阁老，先生叫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他曾在我面前亲口承认，只要先生在，他绝不敢觊觎首辅的位子，其他两位阁臣资历尚浅，就更不用说。”
“所以，我的意思是，先生已经不再需要集权了，适当时候可以放一放，若能大度地将高老生前的门生故吏召集几个到身边，让他们重新看见政治的曙光，这样，先生与第二类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改革的阻力将大大减小，何乐而不为？”
说到这儿，水墨恒稍顿了顿，望着张居正。
而张居正低头沉思，似乎在回味水墨恒刚才那一大段话，突然抬起头来：“继续啊。”
水墨恒接着说：“从这几年的改革中可以看出，先生的用人方略是能用自己人则用自己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先生刚荣登首辅之位时也这样提过。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够保证有效的执行力，自己人紧跟先生的步伐，不会唱反调。”
继而话锋一转：
“但是，这么做也有坏处，步调千篇一律，不容易发现问题，而且长期下去，因为没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所以容易产生思维固化，从而缺乏活力。也就是说，短期内步调统一是好事，可一旦稳定下来，必须集思广益，寻找不同的声音。”
“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只有竞争，才有进步，用人方略也一样，适当提拔不同战线上的人，或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先生还记得高老那次提拨殷正茂吧？那就是高老用人方略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非常成功。”
“这几年，高老的门生故吏都憋着一股劲儿，魏学曾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通常情况，憋着劲儿的人都很有爆发力，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往往会创造出奇迹。而这种爆发力，在先生眼下的阵营里，或许最是缺乏。”
“如果先生稍改一下用人方略，一来可以给先生阵营里的官员一个提醒和警示，让他们随时保持一颗努力上进的心，绝不能松懈；二来也给先生阵营外的官员们一个动力，让他们时时刻刻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这样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相互激励，才能将人的能量推到极致。”
水墨恒说了这么多，还有重要的一点没有摊牌。其实，说的过程中也在考虑，要不要明确地指出来。
一边说，一边关注张居正神情的变化，猜测他能不能明白，或看到这个改变他命运的契机。
当然，张居正作为“局内人”，不像水墨恒这个“局外人”那样看得如此透彻！
只见张居正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如果我依然拒绝提调魏学曾进京呢？”
“那我表示非常遗憾。”
水墨恒脱口而出：“明知矛盾存在，又知解决之道，为什么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呢？先生当下的权力如日中天，当然不会有人敢跳出来公然叫嚣，但并不表示反对先生的人没有怨恨，反而积压在心中越积越多，就像一根越绷越紧的弦。”
“其实，先生也不是没经历攻击，胆儿肥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刘台、吴中行、艾穆、赵用贤等，先生敢保证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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