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相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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