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作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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