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实供认：她的钱都是全国各地到玉溪卷烟厂搞烟的人送的。这些人倒卖“红塔山”香烟发了大财，没有忘记给他们批烟的人。他们记得别人的好处，知恩图报。这样，就送钱到她家里。都是交给她的。是哪些人送的钱，什么时候送的，送了多少。她实在记不清了。一则时间长，二则送的人多，她又没登记，没法一桩一件的回忆。她请办案人员原谅。她不是不老实。
案件突破越深，专案组越发震惊不安：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背伏着压力和重托，加大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员的审讯力度，挖出了一条条新的线索。
1996年11月，南北气温相差较大。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河南省的办案人员，都是在北国生活惯了的，往常这个时候，已穿上棉袄，坐在暖气房里，舒心惬意的工作和生活；而这时却要顶着南国的骄阳和热风，东奔西走，自然是汗流不止。他们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适，与云南、广东的办案人员协力并肩，穷追猛打，取得节节胜利。
他们根据挖出的新线索，兵分三路，奔赴广东的揭阳、普宁、广州，海南的海口、三亚等地调查取证，扩大战果。
他们又被吓了一跳：以上这些市、县烟草公司的业务人员提供，他们多次从褚时健手中得到特批香烟。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没有什么特殊本事，全靠金钱开路。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褚时健这类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不爱钱、不贪钱。那样，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活，就不能暴富。他们就喜欢褚时健这样的当权者爱钱、贪钱，他们什么事都好办。这些年，他们给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送钱送物，算是够大方的了。但褚映群还嫌少，时常开口索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办案人员统计得出：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从这些烟草公司接受和索要好处费共计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他们若不是亲自办案、亲手一桩一件地统计，绝对不敢相信这数目是真实的。
这时，专案组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褚时健有这么大的特权，其妻、其女在其特权的影子下，能得到这么多惊人的钱财，那么作为直接掌握和使用特权的人，会怎么样呢？
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佯装平静的褚时健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上演了逃离出境的一幕。这加速了查案的进展，也加速了他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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