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赴里取得了笔迹微机管理检索试验的成功，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他如果进行别的科技项目试验，他也会同样取得成功。翻开他的人生档案，凡他看准了、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
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浸泡的。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的确，苦能磨炼人的意志，苦能激发人的精神。尤其童年受的苦，如同高楼大厦打下的基础，能承担起漫漫人生路上遇到的任何压力和风雨。龚赴里出生在岳阳楼下，洞庭湖畔，从小看湖上的波涛，听岸边的号子。父亲是小学教师，每有闲暇，就带他登岳阳楼，讲这天下第一楼的来历，讲范仲淹与《岳阳楼记》，他幼小的心灵，便立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志向。就在他需要父亲更多的教育和启迪的时候，万没想到，父亲突然病逝，撇下母亲和他与四个未成年的兄弟姊妹。他是老二，上面是个姐姐。一夜之间，他成了家中顶门户的男子汉。这时他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他被迫丢下书本，帮助母亲和姐姐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港湾里捉鱼虾，芦荡里逮野鸭，挖藕、采菱，捡螺蛳、抓黄鳝，冰天雪地，他就沿街卖香烟，香烟卖不出时，他只得挨家挨户地讨饭。
1949年9月，他终于熬出苦海，见到青天。当时，在他父亲曾经任教的那所小学里，驻扎着一支受老百姓欢迎的部队，他背着烟箱，跨进里面，高声叫卖。这一步路，这一声喊，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部队的一位炊事员边买他的香烟，边了解他的身世，要他每天早晚帮助洗菜洗碗，给他报酬。白天，他依然去卖香烟。这一天，部队炊事员把他带到团长面前，团长告诉他，部队要走了，要他也跟着走。他很高兴。他回家告诉母亲，可母亲高低不肯让他走。团长理解他母亲的心，他走了，这个家就没有挑大梁的男子汉。于是，团长挥笔写了张纸条，介绍他到岳阳县城关区公所当通讯员。
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休息，深得所长巩扩的喜爱。不久，岳阳组建城关派出所，巩扩当所长。巩扩把他带到派出所，这时只有14岁的他，便早早地走上了从警之路。
他分管车站路一带的治安，他抓获了20多个企图乘火车逃走的地主、恶霸。在押往派出所的路上，这些地主、恶霸见他年轻，企图收买，有的从内裤里取出玉器，有的从胳肢窝里拿出金条，请他收下。年轻的龚赴里不为所动，并怒斥他们的无耻行为。他手中的三八马枪，总是警惕地对准这些吸人民血汗的罪人。一次，他一杆三八马枪，押两个犯人，送往监狱。过桥时，两个犯人把他推进了河里。他水性好，游上岸，举枪紧追，硬是将两个犯人追回。他突出的表现，多次受到巩扩所长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表扬。
1952年春天，龚赴里被调到岳阳县公安局，担任侦查员。同年冬，他被选调到湘潭县公安局。当时，岳阳、湘潭都属长沙地区管辖。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湘潭县公安局的责任重大，必须选拔一批政治可靠，工作责任感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民警到这里工作。龚赴里就是这样被选调出来的。从湘潭县公安局到湘潭地区公安处，再到地市合并后的湘潭市公安局，他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上级公安机关和当地党委部门多次要调他，历届公安局和公安处的领导都舍不得放。就连他考上空军，戴上了大红花，时任公安处长的定平同志，还千方百计将他留了下来。他是百里挑一的侦查员，放他走，无疑是撤侦查科的台柱子。
那时的湘潭地区，辖14个县市，无论哪个县市发生了重特大案件，龚赴里都要赶到现场勘查，继而访查，直至案件侦破。他有个特点，越是疑难案件、复杂案件，他越要争着去办。
1961年2月，刘少奇主席故居的陈列品被盗，案情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一天一个电话，督促尽快破案，可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就因为省里有权威定了框框：盗窃犯就在附近，不会越出10公里范围，而且是一人所为。龚赴里提出不同看法，要求扩大侦查范围。他的意见不但未予采纳，反而受到批评。龚赴里没有顶撞，也没有屈服，他和当时的侦查员，后来出任岳阳化工总厂保卫科科长的王安民一道，从现场提取了一枚左手大拇指的双箕斗指纹，然后，他俩四处寻觅这个相同指纹的人。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和“老大哥”卡中国人的脖子的特殊时期，全国上下勒紧裤带，就连毛泽东主席也计划定量。餐桌上减掉了他喜爱吃的红烧肉。龚赴里、王安民每餐填进肚子的是野菜、树皮。他俩患了水肿病，大腿水桶粗，每走一步都艰难。但他们从未间断访问、侦查。
他俩去黄龙公社侦查的路上，渴了，进入路边一户人家讨水喝。阶基上，两个老人的扯谈引起了他俩的注意。一个老婆婆惋惜地说：“这么好一个妹子，什么人不好嫁，偏偏嫁给了一个野猫子。”他俩交换了一下眼神，立刻坐下来，与两位老人拉家常，不经意间，他们掌握了野猫子其人的情况：名义上他是个理发匠，提着理发箱，走东串西，给人理发，实际四处瞄水，发现哪里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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