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历经铺派出所很是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幼幼，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在众多的面孔中，有几个特殊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朦朦胧胧的月光，撒落派出所院内。夜深人静，离我们午夜行动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各行动小组正分头准备。何牛皮等仍不见踪影，今夜要再进行一次搜捕。
忽然有喊我的声音。阶基上，月光阴影处，有个老人蹲在那里，一星烟火闪烁。其声音颤抖，饱含痛苦和哀求，我立刻联想到我的父亲。我将老人请进了办公室。老人姓陶，今年55岁，满脸雕刻般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如镀了一层釉彩。戴兰布鸭舌帽，穿兰布国防服，吸的是黑黑的叶子烟。他告诉我：他的舅子、叔叔，都在东山，是做大买卖的，隔两三年回宁乡一次。老兄已于三四年前从东山回宁乡定居，经常去东山。他没有读过书，从小种田。早些年拖板车，搞运输赚钱。辛辛苦苦抚大了三个儿子，两个种田的儿子建了楼房，娶了媳妇。二儿子送到部队当兵已有11年，提升了军官。他如今年纪大了，到了晚上，眼睛不看见，要力气的功夫也奈不何了。但他没有坐吃现成饭，帮儿子种田。前些天，他儿子借了别人一辆摩托，到公路上搞出租，看到人家从运猪车上买死猪，有钱赚，也就跟别人一起买，想从中赚几个钱。他强调：“我儿子搞这号路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今天上午，派出所的两个干部到了我家里，要我儿子到派出所来，说清楚买死猪的事。我听了很着急。中午，我儿子回来了，我催他，连中饭都没有吃，就到派出所来了。这大半天过去了，没放回去，我就找来了。我刚才问了那两个干部，说我儿子没有把事情讲清楚，还要退赃。我刚才到儿媳妇的妹妹家里借了500元钱，要是少了，我明天卖谷兑钱，再送来要得吧。你是当领导的，请你做点好事，今晚放我儿子回去。”
说着，老人哭了，哭得好伤心，边哭边说：“杨局长啊！我就是名誉要紧啦！我儿子今晚关在派出所不回家，日后没得脸见人。我的姑爷子是警察，我的老弟当师长，他们晓得了，会骂我没把儿子管教好。我就是名誉要紧啦！”
与老人相比，吴明清年轻十来岁。他个子高大，颧骨突起，头上已有一半白发，显得很苍老。这天早晨，他早早地把他的刚满15岁的小儿子送到派出所，接受干警的询问。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老实人。交谈中得知，他像陶老人一样，没有进过学校门，也是种田、拖板车。大儿子驾驶手扶拖拉机跑运输，小儿子开摩托车载客。父子三人，一天能赚六七十元钱。家里建起了四间楼房。他告诉我：“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派出所没有我的档案。这回，我的小儿子不争气，跟别人到公路上买死猪，被叫到派出所来，好丢脸啊！”
我问：“你儿子强买死猪，你当时为何不制止。”
他说他制止了。只是到他制止的时候，他儿子已经做了。早些天，他发现儿子突然变得懒懒散散的了，早晨十点钟才起床，天黑就不载客了，每天还交给他100多元钱。他感到奇怪，追问儿子为何有这么多钱。儿子说，有几个人喊他帮忙运死猪付给他的运输费。他教育儿子：这种事搞不得的。靠出苦力赚钱，什么都不怕。他以为儿子听了他的话，不会再干了。昨天，派出所的人到了他家，他才知道儿子背着他，不仅给别人运死猪，还参与了强买死猪。他又气又恨，昨夜儿子回家，他狠狠地骂了一顿，今天，天一亮，就将其送到了派出所，等待作出处理。
与吴明清比起来，李正明显得年轻多了。他今年43岁，1968年应征入伍，1970年入党，1974年复员回乡，担任过生产队长、会计。改革开放年代，他担任村办预制厂的负责人，家里建起了一栋上下十间的楼房，全家人有吃有穿。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李月辉、李立辉，背着他在公路上强买死猪。派出所将传唤证发到家里，他才知道。他觉得自己未尽到当父亲的责任。做长辈的，单是给后代创造物资财富还远远不够，还应创造比物资财富更宝贵的东西。平时，李月辉、李立辉不学法，不懂法，看电视尽是看的打打杀杀，一不看电视新闻，二不读书读报，简直像个盲人聋人。他要是早些搞好这方面的管教就好了，就不会做出这种违法的事。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与我对面而坐，太阳暖暖地照进来，他脸上却布着一层寒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受党培养多年，应该为党工作。可养了这样两个孽子，尽给党添麻烦。唉……”
我与他谈话时，他已把小儿子李立辉送到了派出所，大儿子李月辉不知去向，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家也不见踪影。他表示：他的小儿子李立辉尽管只有16岁。关进派出所，他不心痛，按国家法律，犯到哪里，就要办到哪里。他一定要把李月辉找回来。临尾，他重重地叹息：“崽大父难做啊！”
还有一位做父亲的，我没有见过，我也不想公开他的姓名，他的儿子是强买死猪的为首者，他与前面三位做父亲的比较起来，行为截然相反。那天晚上，他找到宁乡县公安局局长谢树南，说了许多请求宽大处理的话，他趁谢树南起身给他添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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