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每个名字给人的力量却不一样。有的名字像一座大山，有的名字像一条河流，有的名字像一颗青松，有的名字像一株绿草，有的名字则什么都不像，仅仅是个代号而已。这并不在于名字本身，关键在于叫这个名字的人，为社会，为人类，所创造的多少，所贡献的大小。
今年大年初一的一次寻常拜访，在这点上给了我颇多的启迪。只要回到养育我的故土，只要回到父老乡亲中间，我就会忘记人世间的许多烦恼，寻回孩提时代的快乐与幸福。这几年，做了省城的警察，每到过年，做不完的安全保卫工作，便顾不上回故乡过年。每当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我只能在心里想像家乡过年的美妙情景：玩龙灯、舞狮子；唱渔歌、打花鼓；踩高跷、划莲船，村与村、户与户，相互拜年、问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乡亲们不见我回故乡过年，便派人携了家乡的鱼虾莲藕，进程给我拜年。一年又一年，乡亲们带给我的土特产品不见减少，而带来的怨言却一年比一年增多；手头积攒的钱多了，家里储蓄的东西多了，日子反而过得提心吊胆，担惊受吓。翻墙入室的飞毛贼，拦路抢劫的蒙面盗，“青龙团”横行乡里，“鲤鱼帮”占湖为王。最初，村支书管了他们，过不了几天，村支书家喂的猪婆猪崽全被毒死。哪个村民站出来伸张正义，承包的渔湖就会浮起一层白花花的死鱼。受害最深的是村里的五保户海华大伯，他孤身一人，住在独自的竹篱小院里喂猪、喂鸡、种菜，加上村里每年供他的粮、油等，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每年腊月，他都要宰一头猪，一半送给乡邻乡亲，一半留给自己。前年腊月十八日，他又像往年一样请来屠夫宰杀年猪，可拉开猪栏，那头大肥猪血淋淋地倒在猪栏里，肥溜溜的屁股和后腿全被砍走。海华大伯哭了，哭得好伤心。村上的人都知道，海华大伯经历了七十年人生风雨，饱尝酸甜苦辣，他年轻时，被水匪吊起毒打，遍体鲜血淋淋，他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如今，面对村痞地霸造下的罪孽，却头一回撕心裂肺地哭了。
从此，他紧闭竹篱小院，隔绝了人世间的一切交往。村上派人给他送来粮油，他也不搭理。等来人把粮油留在小院门口，远远地离去，他才去慢慢地把粮油转移进屋里。
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孤身老人，去年春节，厄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半夜，几个蒙面盗往他嘴里塞上毛巾逼他交出家里的现金。他虽已古稀之年，仍是一副犟骨头，丝毫不肯屈服。拳打脚踢皮鞭抽，他没有交出一分一厘。最后，几个蒙面盗将他手脚捆了，扔到屋外，寒霜，夜风，差点把老人送上了黄泉路。经受磨难越多的人，性命越大。多亏赶绝早下湖捕鱼，从他小院门口经过的乡亲救了他。劝他去向村长、向乡长报案，他摇头，叹息。
给我来拜年的乡亲谈起这些，脸上总是挂满痛苦、迷惘的表情。临走时对我说：“你们当警察的，应该狠狠管管这些地皮地霸呀！”我说：“我们何尝没有管呢！”我说这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的难过，愧疚。
我一直惦记着海华大伯。除了他是一个孤身老人，应该给他同情，给他关心外，因为他还是我的恩人。我12岁那年，考上了县二中，这对全村来说，都是一件喜事。我一家八口，生活穷困，我上学的学费、蚊帐，都是乡亲们七拼八凑的，最后，差一只放衣服、书籍用的小木箱，是海华大伯凭着他小时候从其父亲那里瞟学来的一点木工技艺，连夜给我锯，给我刨，加工制作了一口小木箱，伴我走进了县二中。后来，我回乡当农民，只有15岁，队上却把我当成正劳力。双抢季节，两个正劳力，三个半劳力，组成一张桶。我这个正劳力，我这个男子汉，才没有被晾到一边。我多么想回故乡，看望、安慰我的海华大伯。
今年的春节不同往常。由于春节前两个月，省委、省政府部署了全省整治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地痞地霸受到严厉打击，城乡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城乡人民能放心大胆地过个欢乐祥和年。作为警察，也没有往年那么紧张、忙碌，有各种各样特殊原因的也可以休假。于是，我携妻带子，回到久别的故乡，西洞庭湖畔那个绿汪汪的水湾，那个青葱葱的小院，与我古稀之年的父母欢度春节。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海华大伯拜年。父亲陪着我，一起来到了海华大伯的竹篱小院门口。很奇怪，院门不但没有紧闭，反而敞开着，似乎欢迎更多的客人到来。父亲明白我内心的想法，说：“去年冬天，警察来俺村把那几颗老鼠屎扫走以后，你海华大伯的院门就敞开了。”
听见我们父子的讲话，海华大伯忙迎了出来。几年不见，他那魁梧的身子依然是那样的硬朗，宽阔的脸膛虽然布满了沟沟壑壑，却显得红润光泽。我们谈了很多很多。鲤鱼散仔，甲鱼生蛋，田螺熬汤，唯独不提那头被砍走后腿的大肥猪，更不提他被捆了手脚扔到院里受一夜冻的事，好像那些不曾发生过。我要走了，海华大伯站起身，拉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问我：“你在省城当警察，有个人你认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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