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那是光阴刻下的记号，也是欢快的劳动的汗水像黄河冲刷黄土地一样留下的沟壑；我了解爷爷，了解他手上的每一块老茧，那是锄柄磨出的硬皮，也是不停地艰辛地劳动像洞庭湖水拍打岸礁留下的见证；我还了解爷爷的心，在那善良的心中流淌着中国农民独有的热腾腾的血液，流淌着对儿孙永无止境的爱。
此文，我儿子的语文老师认为写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爷爷，因而给了满分；此文，《小溪流》杂志的编委、老作家邬朝祝认为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爷爷，因而予以发表。
这就是我儿子眼中的爷爷。
如今，他的爷爷已是耄耋之人，竟然要求县委书记批准入党。儿子无法相信：爷爷怎么会要求入党？爷爷凭什么要求入党？
妻子和儿子都问我：你父亲是不是患了精神病？我听了这话很火，怎么能这样看待我的父亲。但我没有发火。妻子和儿子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父亲。不知者不为过。他们若真正了解了我的父亲，他们就不会这样向我提问。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父亲的过去。
我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上，命里注定要受穷，要吃苦，要被欺。父亲的爷爷有三兄弟，分家时，从祖上分得了三柱三骑、三缝两间的一栋木板瓦屋，按现在的计算方法，建筑面积24平方米。就在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里，降生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姑母，后来又降生了我的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妹妹、和两个弟弟。至今，我的父母仍住在这栋木板瓦屋里，只不过加长了加宽了，东西两头各添了一间，南北前后各延伸了一米。这是我入党、提干以后对祖上家业的光大。父亲的爷爷所拥有的财产除了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还在洞庭湖边上分得了一片种植着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对这片坡地，我妻子和儿子均留有深刻印象。因为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我父亲的曾爷爷曾奶奶，就安息在这片坡地。每年的大年三十，我和我的弟弟，都要带了妻子，儿女，给这四位老人坟上送火、烧香、磕头、放鞭炮。我父亲的爷爷全凭了这片坡地和坡地上的三十多棵柑橘树，维系，繁衍了我们这个家。我对父亲的爷爷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三岁时他去世。他走前留下他和我的两则故事。一则，他告诫我的父母，不要打我骂我，我将来会遇到好年代，长大有出息。二则，我在他身上屙了硬硬的大便，他分辨不清误以为是糖果，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当他品出滋味后，他没有吐，呵呵地吞进了肚子里，还连声说：蛮甜！好吃！从这两则小故事可以看出，我父亲的爷爷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他虽然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可他眼力不好，有劲使不上。他精心料理这片坡地和三十多棵柑橘树，结出的柑橘又大又甜。十里八村闻名，有钱的人争着买。换回的谷米拌上野菜，再加上打草鞋攒的钱，也能勉强度日。等到增添了我的爷爷和我爷爷的妹妹时，我父亲的爷爷便感到单靠那片坡地和那三十多棵柑橘树的收入，日子难以打发。他要发展家业。他相中了离老屋约一里远的何婆桥。那是一道水湾，水湾上架了一道石拱小桥，桥的东边有一座古庙，一年四季，常德汉寿不少的人到庙里烧香许愿。我父亲的爷爷凭了他每年用柑橘结下的好人缘，在石拱桥西边的土包上搭起一个茅棚，卖茶水，卖草鞋，还时不时留远路来的香客过夜。收入渐渐增加，后来竟掀掉茅棚，建起了一栋三柱三骑、四缝三间的木板瓦屋，我爷爷继承了下来，我父亲也继承了下来，到了我这辈，却没有继承下来。在我七岁那年，天下闹灾荒，我家里揭不开锅。我父亲以两担高粱的价格，卖掉了这祖传家业。就是这两担高粱，救了我全家的性命，那样大的灾荒，到处饿死人，我家里却没有饿死一个，都幸存了下来。搭帮这两担救命的高粱。当时，我爷爷骂我父亲是败家子，我父亲也没有改变他的主意。我爷爷在1988年12月去世，他还为那时骂了我父亲后悔，赞扬我父亲此举有胆识、有魄力。有了人，什么都有了。假如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还有现在这个兴旺发达的家。其实，我爷爷去世时，他还有许多后悔的话要对我父亲说，只是来不及了。我的爷爷，与我父亲的爷爷比较起来，同样是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同样是那样心善良，人缘好。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却远远比不上我父亲的爷爷。我的爷爷嫌弃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在12岁时，从常德县的麓角平一路讨米讨到何婆桥，被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收留做了童养媳。我的奶奶矮小、瘦弱，可做事很扎实、很厉害。盛一百多斤的两只水桶，她双手提了，爬十多米高的坡，腿不颤，手不晃，滴水不溢。一个男人无法推动的石磨，她推起来忽忽转，而且边推边往磨眼里酌米、加水，无需人当下手。关于我的奶奶，我曾在她去世四周年之后写过一篇《我的祖母》的散文，在1993年的《写作》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该刊创刊十周年征文评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奶奶的事迹感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奶奶身上，集中体现了旧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所有优点。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生下我父亲和我姑母后，就砸烂他的理发箱，就撇下这个家，独自驾着一条小船，走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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