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官运、财运、桃花运，这些均与我无缘。所幸的是，活到三十七个春秋时，竟红红火火，碧碧绿绿地走了橄榄运。1990年5月26日，闪闪烁烁的太阳高挂在蓝空中，照着三湘四水，照着古城长沙，照着宽阔平坦的八一路。这路的东端，北侧，有一座威严的门，门里，一派的碧绿，绿的树，绿的枝，绿的叶，绿的果，微风吹拂，绿波荡漾，阳光照耀，闪烁迷人。我挎着包，迈着试探的步子，朝这座神秘的橄榄林里走去。从此，我人生的道路发生了转折。
我何以走到这里来？纯属偶然。
那日，是南风，还是白云，将一纸约稿信送到了武汉大学枫园四舍419房我的案头。读罢，才知道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期刊之林里，又增添了一株《当代警察》，它需要“讴歌公安业绩，展现警坛风云，描绘警察形象，树立警界新风”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我想：刚刚创刊，它既然需要种种文章，会不会需要采写、编辑种种文章的人呢？
此时，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着新的分配和选择。所以，在读这封约稿信时，我的思维自然与千千万万的37岁的同龄人的思维不同。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有一种信心，那里会要人，会要我这样的人。我想把这奇异的感觉和想法告诉与我同寝室的云南作家吉成、湖北诗人叶向阳。但我没有启口。因为在此之前，为了毕业后新的出向和选择，我已饱尝酸甜苦辣，何况那本是有了边际的事，到顶真时，却变成了一场游戏。眼下这想法和打算，岂不是荒唐可笑？历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我，这回却有了涵养。
当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晚宴上以党支部书记身份致完祝酒词后，便立即兵发长沙。想干的事，就要干到底。先不论成功与否，都必须付诸百分之百地努力。为了新的选择，尽管我已饱受磨难，但我绝不放弃，绝不灰心。机遇来临时，应抓住不放，一拼到底，切莫犹豫彷徨，等闲观望。这些日子，我蠢蠢欲动，企图从小地方调到一个大的出处。自己正当盛年，略有才气，多有力气，若有一个适宜的天地，兴许能干出点滴成绩。可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面临的是双向选择。人家可以选我，而我去选谁呢？这如同人要恋爱，却觅不到知音。此种时候，“关系”、“靠山”便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有关系，有靠山，濒临退休的老头，可以作为青年调用，无关系，无靠山，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可以当成朽木拒之门外。当我被耍弄，被调侃之后，阿q曾一度成为我的榜样，算了：儿子打了老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本应离土不离乡。经过一番回环激荡，我内心如镜一般平静，决计回我的洞庭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有我干事业的天地。
是这封约稿信，给了我一个新的契机。
是这封约稿信，给了我一剂新的活力。
我踏进总编室，自报家门。一个身材魁梧，威武雄壮，着橄榄绿的长者，面带笑容地招呼我落座，一边往杯里抓茶叶，冲开水，一边从那副圈圈套圈圈的眼镜背后朝我射出审视、疑惑的目光。
“你也是大学生？也需要分配？”
我明白，这是我嘴上的胡子，眼角的皱纹，引起了他的疑问。于是，我告诉他：我本是洞庭湖生，洞庭湖长，世世代代都在洞庭湖里做阳春，挖空心思，拉尽关系也找不出一个喝墨水的祖先，道地的农民血脉。据此，我要么应该继承祖业，舞锄挥镰，改造山河。我要么应该铁马金戈，驰骋疆场，血洒边关，报效祖国。而我却偏偏做起了作家梦、记者梦、编辑梦。一场梦，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梦里有哭有笑，梦里有喜有忧，梦里有苦有甜，梦里有乐有愁，梦里有腾云驾雾，梦里有低首徘徊。有人说，好梦难圆，我这不属好梦。有人说，噩梦醒来是早晨。我这不属噩梦。究竟属什么梦，至今不明。也许似梦非梦。奇怪的是，作家协会会员证、记者证，编辑名片，竟然从农民的儿子口袋里冒了出来。更奇怪的是，农民的孙子已上小学二年级，农民的儿子却背了书包，持了准考证，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样，心口嘣嘣地跳着，从洞庭湖赶到珞珈山，坐在武汉大学理学院那幢古城堡式的教学楼里，在教授、教务处长、中文系主任的炯炯目光下，搜肠刮肚，笔走龙蛇，涂满一张张试卷，抢在下课铃响起之前，恭恭敬敬地送到那威严的讲台上。考场出来，汗流干了，骨头散了。回到单位，生怕别人问：“考上了没有？”不知是祖宗保佑，还是教授怜悯，竟然真的成了武汉大学作家班的一员。学文学，学英语，学历史，学哲学，学政治，学美学……在武大，只要你愿意学，三十六个院系的课程，都可以去学。如今，学时已满，学分已够。国家给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大学生同样一次分配的机会。
威武长者大口大口地吸烟，静静地听我叙说，似乎在听一个故事。我说完了，他沉吟着。突然，他问：“你在学校表现如何？”我答：“我是作家班的党支部书记，被评为武汉大学校级三好学生。”他又问：“你现在是否带有过去发表出版的文章？”我答：“有！有中篇、短篇，也有通讯、散文，还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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