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问：“你的字写得如何？”我答：“一般。”并赶紧补充：“没有我妻子写的字那么好。”他拿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我提笔，全神贯注地写了三个字——杨远新，这是我一生中练习最多，书写最熟练的三个字。他看了看，也说了三个字：“还可以。”接下来，他喝茶，他抽烟，他翻阅我出版发表过的文章，他审视我递交的履历材料。末了，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还给我，同时递给我一张名片。我这才知道，他是湖南省公安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当代警察》杂志社总编辑赵耀升。不等我开口称呼，又听他说：“一个星期后，你给我打电话。”我不再啰嗦。他没有远送。
此后，我如约拨通了电话。他只有一句话：“再过五天，你与我联系。”我第二次和他通电话，他言辞简练到极点：“来吧！”来干什么？为了试探，我问：“需要带什么东西吗？”他答：“洗漱用具。”
我不再问，他不再说。当我放下话筒时，站在一旁的妻子说：“凭我的感觉，公安厅办事，不像你过去往还的那些文化衙门。”妻的话突然止住，她知道我很为文化人争面子，不忍心伤害我的自尊。其实，我已明白她没说完的意思。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妻的感觉千真万确。
我又来到了湖南省公安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当代警察》杂志社副社长方玉洁坦诚地对我说：“公安厅选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不讲关系，不看靠山。对你先试用三个月，能胜任工作，就要。”她没往下说，留给我去想。
当我被试用到第13天时，赵总编和政治部的邓春良同志，带着厅党组的介绍信，冒着高温酷暑，赴武汉大学考察我的表现。紧张的两天两夜，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赵耀升总编一边座谈，一边服药，回到长沙，险些病倒。考查结果如何？赵总编不说，我也不问，我只管埋头工作。
当我被试用到第26天时，从川、滇两省组稿归来的副总编刘春梅，鞍马未歇，征衣未解，又和何宝林科长奉厅党组之命，第二次到武汉大学对我进行更全面地考察。连续四天40度的高温，在武汉这座火炉里走访，座谈，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不久，我回武汉大学办理分配手续。我走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何安德同志办公室，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深有感慨地说：“我早就盼你回来呀！湖南省公安厅派来的两批同志办事一丝不苟，对选人用人高度负责，生怕把你看走火了。我向他们拍了胸部，你在忠诚、担当、能力、作风方面绝对可靠。我代表的是一级党组织。推荐一个人，肯定一个人，都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对此，他们才深信不疑，觉得选人选准了。他们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这是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曾当过八年保卫处长，长期担任中文系党的一把手的老领导对赵耀升、邓均良、刘春梅、何宝林的高度评价。不！不仅仅是对他们四个人的高度评价，更是对公安厅党组的高度评价。接着，他话锋一转，欣喜地说：“现在的分配形势与你离校时比较起来大有好转，中央下了文件，对经受起了政治风波检验的毕业生，尽可能地派遣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你们作家班的班长陈国安分配去了浙江省委，你们湖南的本科生阳卫国、张波、马朝军分配去了湖南省委。中宣部、北京、福建都找我们中文系要人。你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如果有新的想法，就先找广胜同志谈谈，他会与我商量的。”他讲的广胜同志，就是武汉大学校办主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陈广胜，分工主管作家班的工作。我是作家班党支部书记，无论作家班的工作，还是我个人的事，都是直接向他汇报。这时，我对何书记明确表示说：“我没有新的想法。我非常乐意到这个单位工作。”何书记说：“好！你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值得！学校放心！老师放心！我也放心！”何安德，何书记！是一个永远值得我怀念的人！
当我到《当代警察》杂志工作到第一百天时，政治部一纸红头文件下来，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接着，在全省公安文学艺术协会上，我又被推选为协会秘书长。这一切，似乎来得突然，来得偶然。有人问我：“你大学毕业分配到公安厅工作，又提拔得这么快，凭的哪层关系？”我笑，我摇头。至今，对曾经按组织程序圈阅过我的材料，关心过我的分配的正、副厅长，厅党组正、副书记和成员，政治部正、副主任，我除了与主管杂志社工作并兼任社长的副厅长李贻衡因工作需要有过几次交道之外，其余均无任何接触，他们连我的身材轮廓，五官布具也无半点印象。这还谈得上关系，这还谈得上靠山吗？那是什么呢？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实在要说关系，我到编辑部工作近十个月里，已与总编赵耀升，副总编刘春梅，协理员刘淑英，编辑部副主任熊剑，美编廖海燕，编辑刘劲青以及负责发行工作的张立雄、陈强，建立了亲密、正常的同志同事关系，我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互相帮助，又互相批评，共同开拓，不断进取，力争使《当代警察》成为社会主义百花园里一朵璀璨的精神文明之花。正因如此，我爱恋这生机勃勃的橄榄林，并愿深深扎根其中，像身边的每一颗橄榄树那样，为其增一颗果，添一丝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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