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正因如此，汉寿县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作组，专门机构、专门经费，一直保持了13年，以老带新。如果没有这13年的培养、历练。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国家一级作家。应该说：有了杨省长对我的关心、重视，汉寿县委的领导对文艺创作更加重视，对我更加关心。那个时期，各级领导对文艺的重视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像现在某些领导者的作秀。如今，省委接待处门前那块方方正正的绿色草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地面加黑黑压压的小车，然它却存留在了我心中。绿草坪，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我在文学湘军中只算作很普通的一员，却能得到杨省长的如此重视。他对整个湖南文艺事业更是重视，他不分管文艺，但是他管钱，总是向文艺倾斜。我以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为证。198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举办首届儿童文学评奖，但没有钱。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璞、金振林、邬朝祝，把我从汉寿召到长沙，要我去给杨省长送要钱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找杨省长办过任何事，无论是公，还是私。这次我只好一试。报告送到他手上，他二话没说，批给了评奖所需的全部费用。
1988年，常德市文联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再次推荐我上大学。被推荐者湖南几十人，全国上千人，比拼发表出版的作品，比拼已拿到的大专文凭，比拼外语和考试成绩，过关斩将，我终于闯了过来。最终由武汉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录取30人。我成为30人之一。但一道难题出现在我面前：4000元学费哪里来？当时对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我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无从解决。我迫不得已，向杨省长写了个报告，并送到他家里。上楼之前，我心里忐忑不安。那个夏夜很热，气温高达40度。我上到4楼大汗淋漓，这汗水更多的是内心的紧张蒸发出来的。我敲开门，见到杨省长，心里反倒轻松了。面对慈祥善良的长者，我把心里想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对我考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表露出高兴的心情，肯定我这些年在创作上的进步。至于学费，他问《小溪流》能不能给予支持。我说《小溪流》自收自支，赚点钱要用在孩子们身上。他连连点头。他点燃一支烟，坐在陈旧的木制沙发上沉吟片刻，然后提笔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对我说：“还是请你的家乡支持你吧！”他没有凭借主管全省财政金融的权力，从省库中为我支付4000元学费，然而又很好地为我解决了难题。我拿着他的批示，回到养育我的家乡，常德市和汉寿县的相关领导积极落实他的批示，圆了我上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梦。
入学之前，1988年8月14日夜，我去杨省长家。他十分高兴，当即泼墨挥毫：“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录杨万里诗赠远新同志勉。杨汇泉戊辰夏。”我把这飞的龙舞的凤随身携带，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学习的日子里，它成为了我求知路上破解一道道难题的动力。
三
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还在武汉大学上学。1989年5月16日清晨，我从学校的大喇叭中听到那条他被罢免的消息，我心里像被锥子扎了似的难受，我站在枫园4舍419的阳台上，面对云雾缭绕的东湖和磨山，我发问：这个世界怎么啦？为什么把一个这么好的省长给罢免了？不能把清理整顿公司不力的责任全怪罪在他头上呀！他是个清官呀！对他家里吃的用的我都十分清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餐桌上没有高档菜，客厅里没有像样的沙发，就连他穿的背心都打了补丁。他南下湖南工作这么多年，就连给爱女取的名字“湘陵”“振湘”等也深深烙上了对湖南的真情，他除了依然保持着山东人的饮食习惯爱大葱沾浆，对辣椒、腊制品保持一定距离以外，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三湘四水，湖南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无情地对待一位真诚、善良、勤勉、廉政而又睿智的齐鲁汉子？那一刻，我这个湖南人，对某些湖南人的愚蠢行为痛恨到了极点。自以为聪明，其实还是南蛮子。
我给他写信，他没有回我，这令我更加牵挂。我从武汉大学放假回长沙。火车上，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他的议论，没有一个谈论者不是愤愤不平，都抱怨湖南人只会搞窝里斗，经济发展缓慢，却把一个会抓经济的省长给罢了。对他的去留有很多传说，有传他调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有传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等等。不论结果如何，这充分表露了人们呼唤正义的心声。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商量，怎样去看望杨省长。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买了两盒汉寿出产的茶叶。我和妻子陈双娥带着7岁的儿子上他家看望。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此前，我都是单独上他家，每次上他家从来没带过礼品。相反，我每次从他家走的时候，他的夫人、我称之为伯母的杨芝华都会送给我一些生活、学习用品，特别是我在《小溪流》当编辑的那两年日子里，未在长沙安家，吃食堂，住办公室，芝华伯母对我的生活很关心，每次总会把豆腐干、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塞给我。这次也不例外，临
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