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时,芝华伯母给我儿子送了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推也推不掉。我们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上他家的,他经历了那样大的风波和折磨,身心肯定很难受,我们要好好地安慰他。没想到见面后事先准备好的安慰语,一句也没用上。因为他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依然像以前那样满面红光,双眼如炬,话题打开,谈笑风生。芝华伯母悄声对我说:“这个老头子,肚量大得很。女儿们气得要死,他却像没得事的。熊书记上门来安慰他了,当着我的面表了硬态,保证老头子的所有待遇不变。”听了芝华伯母的话,特别是看到杨省长的身体仍像风波以前那样硬健,我感到很放心。此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党和人民一定不会冷落他这样的好党员、好公仆。
四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作为特例,可与应届毕业生一样享有国家分配工作的权利。我被安排到省公安厅当代警察杂志社工作。我向他报告,他告诫我两点:要继续坚持给孩子们写作,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保持与洞庭湖农民渔民的血肉联系。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编审,主管文字工作,有两点感到压力:一是缺乏高质量的头条稿件,二是怕出差错。每期样刊印出,我的发表,突破了行业杂志的局限,吸引了更多社会层面人士的关注,对扩大《当代警察》的发行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由10多万份,上升到30多万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功劳。时任公安厅长的李贻衡同志高兴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他写给杨汇泉的一封感谢信交给我,嘱我立即送去,并再三交代,恳请汇泉同志继续支持《当代警察》。
我在省城的工作稳定下来后,杨汇泉想方设法帮我解决妻子的工作调动。这是他精神上受到打击,最痛苦的日子。我在他面前从不提起家庭的困难,他总是关心地问到。为此,他致信省供销社常务副主任李丽君同志:“汉寿县供销社会计陈双娥同志,因其爱人在公安厅工作,长期夫妇分居,家庭困难较大,要求能调到省供销社工作,以解决夫妇分居的问题,请你费心帮忙,能否予以照顾安排。并致谢!敬礼!杨汇泉,1991年4月12日。”当我把这封信送到李丽君同志手上时,她看后爽快地说:“汇泉同志是个好领导。他主管财贸那么多年。对我们供销社支持很大。当年建留芳宾馆,如果不是他拍板,就搞不成。他从来没有因私事给我写过条子,这是第一次。他现在虽然不在省长任上了,但我对他更加敬重。”这是原话,我至今一字不忘。凭借他的威望和人品,我一家得以团聚在长沙。
由于说不清的原因,有人要把我调出当代警察,他利用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机会,向有关领导介绍我的为人和特长。那意思是希望知人善用,别把我的专业之长浪费了。杨汇泉作为山东汉子,他是很少开口求人的。为了我,他开口求人,可见对我的一片关爱之心。当时,我没有向他提出过要求,我也不知道他为了我的工作求人这一幕。这是事隔多年之后,当年曾经误怪了我的那位领导亲口对我说的。
公安厅来了新的厅长,进行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凡是科长、处长,一律竞争上岗。我既然入了这条道,就得按这条道上的规矩办。是人就离不开人间烟火,就无法做圣人。我当然得积极参与竞争。我拟好了竞争报告,请他替我把关。他戴上老花眼镜,台灯下帮我一字一句的斟改,其情其景,我终生难忘。2001年3月,公安厅正式拉开职位竞争的帷幕,方案公布,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年龄以45岁划线,凡当年12月31日前满45岁的,概无资格参与职位竞争。与我同在户政处任职的8位科长,仅有1位在划定的年龄线以内,其余均被自然淘汰出局,我这位秘书科长也不例外。杨省长字斟句酌替我改定的竞争报告没有派上用场,变成了一纸废文,多亏了他老人家一片苦心。如今想来都感到有几分心酸与苍凉。他是一直不主张我为官的,只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造化。没想到命运之神却与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人到中年却误入歧途,进亦难,退亦难。难怪当年我向他报告从武汉大学分配到公安厅工作时,他沉吟片刻没说话。他太了解官场了,他太了解我了。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官场毫无建树,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相反,如果他看不到我的新作,他就会严厉地追问。在我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白天工作,夜里奋力写作,我把他书赠给我的条幅时刻挂在心上:“困知勉行。”作为向前的动力。
我出版儿童长篇小说《雾过洞庭湖》,他亲笔作序言:
大家知道杨远新同志是一位公安文学作家,近十年来推出的十多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公安战线这一特殊社会层面的血与火、善与恶、罪与法的激烈斗争。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临危指挥若定、多谋善断的领导,一个个生死不惧、勇擒凶顽的英雄民警,栩栩如生,生动感人,受到读者钦敬。其实他不仅擅长公安文学,还擅长儿童文学。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获得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其后不断有新作问世,去年又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孤胆邱克》。这些像乳汁一样的作品,为少年儿童增添了精神食粮,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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