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马尔代夫！再见！绿色的海浪！再见！银色的沙滩！飞机离开马累机场，快速升高，我拉开被子睡觉。他乡再好，难比我的祖国好。我放下生活了十六天的美丽岛国马尔代夫，踏实进入梦乡，一路展翅向南。当我醒来，已飞临如诗如画的广州城。飞机降落，手机打开，一条微信赫然跳入我的眼帘：老县长解正南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昨天8时逝世，汉寿县委、县政府拟于4月8日8时为其举行告别仪式。我的心情猛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眼睛模糊，无心欣赏舷窗外的美景。我擦干泪水，老县长和蔼可亲、开朗乐观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浮现。我当即决定：改签广州至长沙的原定航班，提前回到长沙，直接赶往汉寿，与我尊敬的老县长见上最后一面。于是，我一下飞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签机票。第二件事就是调度车辆。我期望上苍给我顺利，给我平安，依照我的时间和路线安排，我完全能在4月8日8时前赶到汉寿。
飞机从南国向北飞行，一路阳光灿烂，我总是看见老县长解正南微笑着从阳光中走来。他生前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一县之长，上可管天，下可管地，可谓权力之大，威风赫赫。官架子要多大，可以有多大。可他解正南却从来没有一点官架子。汉寿人对他一致的口碑是：解县长见人总是一面面笑，对群众，对下属，都是主动地握手打招呼，平易近人得很。三十多年前，他是县长，我是汉寿县创作组的创作员，无职无级，如果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我不可能与他有直接接触的机会，顶多只能在台下听他作报告。他也很难对我留下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当县长时，我住在县委会西侧的一间木质结构的平房里，前面十来米处是一间中型会议室，县委、县政府的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他上会议室，或是会议期间上洗手间，都会从我门前经过。年轻的我看到他那样的大领导心里很紧张，往往是赶紧关门，或是低头躲开。但是躲开了这一次，躲不开下一次，难免有面对面的时候。每当这种情形出现，不等紧张的我先开口，他就会笑眯眯地向我发出招呼：“小杨儿！最近又在写什么大作呀？”我只好如实向他汇报。他放缓脚步，认真地边听边点头，总会对我说几句勉励的话。这样的次数多了，我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还总想有机会见到他。
不待我往下想，我乘坐的航班已经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机停稳，舱门打开，我急切地跨出机舱，大步走出航站楼，踏上早已在门口等候的车辆。我顾不上回家，直奔汉寿。我好像不是赶去向解正南老县长作最后的告别，而是去向他汇报创作情况，聆听他的指示。由于他的和蔼可亲，我对他的陌生感很快消除，但敬畏感还是依然存在。使我消除对他的敬畏，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一样可亲可敬，完全是一件很小的事。那是1982年春的一天晚饭后，我陪同到汉寿组稿的《小溪流》编辑部主任、作家金振林上街散步，在南正街，也就是原来的二理发店门前与解正南县长迎面相遇，他又像以往那样对我发出亲切的招呼。由于相遇突然，我不知是将金振林介绍给他为好，还是不作介绍为好。我喊了声“解县长”，接下去就知怎么办了。金振林一听，便主动与他握手问好。我连忙介绍了金振林的身份和他此行汉寿的目的。解县长乐呵呵地连声说：“欢迎！欢迎！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呀！小县城条件不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他俩交谈了几句，互道再见。解县长边走边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我今天还有点事，明天上午11点去招待所看望金作家，陪他吃中饭。”他说完，一线风似地融入了人流中。我以为听错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回味着他的话。我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我没敢把他的话告诉金振林，也没敢向创作组的领导汇报。第二天11点，解县长果真来到县招待所索园206号，看望在此下榻的金振林同志。他俩谈得很投机，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围绕着如何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美的文学作品这一话题，谈得十分的深入而热烈。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并作下记录。谈话中间，他嘱咐我去招待所总台，通知厨房加一个菜，他要陪金振林用中餐。我赶快照办。那个年代，对贵宾的接待标准是三菜一汤。其中是两晕一素。我根据金振林的口味，通知加了一个他喜爱吃的鲜河虾。这餐午饭，他俩谈的多，吃的少。解县长希望《小溪流》能够为我县培养更多的作者，更多的刊登我县中小学生的作品。他强调说：“文学是精神火炬，青少年读什么格调的作品，就会成为什么格调的人。”解县长与金振林的这次会见，对繁荣汉寿县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那以后，《小溪流》把很多活动都放到汉寿来举行，极大地促进了我县校园文学创作活动地蓬勃发展，很多小作者踊跃向《小溪流》投稿，很多小学教师积极向《小溪流》推荐自己学生的优秀作文，并加注点评。那时的县教委也特别重视这种新的校园文学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为此，《小溪流》破天荒般地推出了《汉寿县小作者专号》，十几个小作者的优秀作文和语文老师的点评同时登台亮相，像集束手榴弹引爆，在省内外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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