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一个名叫何婆桥的清水湾，在交通不发达时代，那是汉寿通向常德的捷径，因而往来的人较多，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就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饭铺，供过往行人歇脚。曾祖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只做家务，不理财。曾祖父视力极差，且每餐都要喝杯酒，喝了酒，与客人海阔天空，什么事都不管。小饭铺全由我祖母掌管经营，老板是她，服务员、厨师都是她。我祖母的娘家在50里以远的麓角坪，那地方距黄土店很近。她是12岁送童养媳来的，可见没有文化。她全凭记忆掌管小饭铺的账目，每天向我的曾祖父报告一次。她一双小脚，瘦小的个子，从早到黑，忙里忙外。我是睡在祖母怀抱里长大的。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姐姐小名三妹，我小名四儿。我姐姐上面曾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据说那个姐姐未满月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据说哥哥长得很乖、很聪明，极讨人喜爱，夭折时已满3岁。他的夭折给我一家的打击很大。后来有了三妹姐姐和我，地位自然被抬高，祖母总是前面抱着我，后面背着姐姐。爷爷高大威猛，他是最不安于现状的，先是理发，后做了纤夫和船主，他很顾朋友，但不太顾家。他喜欢每一个孙子，但最喜欢的是我。我的父母忙于种田、捕鱼、摆渡、榨油，保证一家的衣食温饱，很少有精力管教我们。父亲仅上过两年私塾，母亲一字不识，所以对我来说根本谈不上学前教育、理想教育。我5岁那年，成天背着一根竹篙，吆喝着家里喂养的两头或三头猪，下湖滩、湖田啃草。
我长到6岁时，母亲听信算命先生“你儿子是文曲星”下凡，将来会有出息，但15岁以前不好养，命里克水。这可吓坏了父母和祖母。我家三面环水，我出门就与水打交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父母和祖母经过一番商量，便把我送进熊家铺小学发蒙读书。开始，学校说我年纪太小，不收。我父亲是管近200人的生产队长，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威望，一番说情，学校收下了我。
可笑的事情也就随之发生了。那是1959年9月1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发给我的书本仅是印满了字的两页毛边纸。第一天的课上完，课本上被我涂了好几点蓝水，煞是难看。放学时，我对长我3岁、与我同一间教室读二年级的邓德爱同学提议，要想法将课本上的蓝点除掉，立即得到他的赞同，因为他的书本比我的还难看。迄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阳光很好，校园后的竹林泛着油绿，隔开竹林与水田的一条水沟绿波荡漾，沟堤青草茵茵。我俩就坐在堤坡上，想着各种法子除掉书本上的污点，先是嘴吹，后是指甲刮，均无济于事。情急中我想出了绝妙的办法：水洗。水可以洗除衣服上的污点，水也能洗除课本上的污点。邓德爱觉得这办法行。于是我俩就模仿家里大人洗衣服的神态，将两页毛边纸装订成的课本放进碧波荡漾的水沟里，欲一番搓洗。毛边纸的课本下水后，局面十分难堪。如今我都不忍心做过多的描写。那时的我真是太无知，太愚蠢了。我俩赶快将课本提出水，铺在绿草茵茵的沟堤上晾晒，明明都急出了眼泪，还互相安慰：“莫急！太阳大，很快就能晒干。”接下来我俩都不吭声，只把眼睛睁大，盯着课本，恨不能它立刻就干。
太阳渐渐滑到了武陵山尖，课本上的水分是被太阳光吸收了许多，可课本已变得像老太婆的脸，皱巴巴没有了一点朝气。我俩把它翻过来，覆过去，抚了又抚，摸了又摸，希望它彻底干了以后能恢复到原样。就在我发痴的时候，我感到头顶被温柔的手摸了一下。
我抬起泪眼，一张慈祥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我顿时扑进她的怀里大哭起来。母亲是收了工，还不见我回家，就问与我同校就读三年级的姐姐。那时我姐弟俩总是有矛盾，因为我调皮，姐姐要管我，而我又不服管，有时还用拳头威吓姐姐，所以姐姐也就干脆不管我了。当母亲向姐姐追问我的去向时，姐姐当然只能摇头。母亲找到了学校，没有看见我的影子，她就四处寻找。终于发现我和邓德爱在校园背后晒书。这时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没有埋怨、责骂，而是一手牵了一个，找到我俩的班主任高老师，边赔不是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求高老师给我俩再发一套课本。高老师笑出了眼泪，边笑还边夸奖我俩是爱学习、爱书本的好学生。高老师的美丽笑容，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又领到了新的课本。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都不算好，而且很调皮。读二年级时，有次语文科任老师喊我答问。我一问三不知。邓老师令我上讲台亮相。我不听。邓老师走下讲台，拖我上去。我双手抱住课桌，死活不肯上去。邓老师用力拖我，我用力抱住课桌不放，不凑巧，课桌底外露半截的一颗钉子扎进了我的掌心，痛得要命，我不吭声，更没有流泪。邓老师拿我无可奈何。待邓老师回到讲台，我看看自己的掌心，掉了一块皮，鲜血直流。我咬牙挺住了。我的这些调皮行为，在我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中得到了反映，那个主人公水欣竹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
也是因为我的一次调皮举动，使我的学习成绩和追求目标发生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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